20世紀以來有關批評可以成為一種絕對可靠的“知識”的說法早已不再為人們所信奉，批評的意義和效力正受到嚴厲地懷疑，這個懷疑從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出發，將自然科學的普遍適用性抽離批評，把批評定義為個人性的、心理性的、觀念的活動，著意強調批評的相對性。這樣的懷疑並非沒有道理，自狄爾泰以來，人文科學的普遍性立場已經動搖，狄爾泰將人文科學的立足點建立於個體的理解之上，個體的自我意識、心靈過程的個人性體驗、生命感成了理解世界的基礎，狄爾泰說“個人是最終的意義單位”，這樣對於世界的認識問題被轉化成了理解和解釋的問題，這裏古典認識論的地位動搖了，認識論問題換位給了解釋學問題，這是一場革命性的轉變，當迦達默爾使解釋學真正成為一門學科之後，可以說古典認識論的曆史作用就達到了它的限度，它導致20世紀以來世界人文科學的大改觀，認識被看成是一種視野的融合，先在視野對理解和解釋的作用不再被看成是負麵的，相反被看成是有益的和必需的，“偏見”成了理解得以建立的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中獨斷的絕對論的批評觀自然也站不住腳了，批評家再也不是文學作品的評審法官，過去他和一般讀者之間的那種巨大的距離取消了，他降位到了一個普通的閱讀者的地位，當然批評家作為職業閱讀者他的閱讀和業餘讀者的閱讀是不一樣的，他可能因為自己的閱讀經驗而從作品中看到了一些隻有他能看出的東西，但是這絕對不等於說他的閱讀比一般的讀者更有權威，能夠引導一般讀者或者為作者提供精神良知以及文學技術上的診斷。
從上述觀點看，讓批評作為文學的絕對裁判，要求批評為大眾提供閱讀準據或者為作家提供寫作診斷已經不可能了，這樣做與當代人文科學的發展方向不符，這個方向正不斷地強化人文科學作為個人性理解和解釋的特征。
相對主義的核心問題是“標準”問題，即你用什麼來衡量你的批評，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勒斯說：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一切衡量最終都依賴於人，而人是具體的，具體地生活在一定時間和空間之下的個人，換句話說，人的尺度也就是個人的尺度，這是相對主義的根基。相對主義在我們的經典哲學中是一個貶義詞，有的時候甚至臭名卓著。但是相對主義並不如此淺薄，它比機械的符合論以及絕對主體論要深刻得多，符合論是先設定有一個絕對客觀然後要求與之符合，符合論無法解決的問題是“誰來判定這個符合？”具體到批評領域誰來為這個“符合”提供裁判呢？批評家？不，批評家不能自己裁判自己為真理。作家？也不能，批評當然地不是為了符合作者的意旨。人民大眾？這個抽象的“人民大眾”又在哪裏？崇信“符合”必然使作家、批評家以及“人民”都不能成為批評的終極裁判，這樣他們隻能去依賴一個外在的“威權”，一個文學之外的“第三種力量”，這個力量常常是政治。絕對主體論則是先設定一個絕對主體，這個絕對主體為世間萬物立法，，它超越曆史和經驗而成為一切真理標準的代言人，有時這個“絕對主體”是“上帝”有時這個絕對主體是“經典著作家”（克裏斯馬人物），總之，這個絕對主體不是一個又一個的具體的既理性又非理性的個人，而是抽象化了的聖化了的絕對主觀。無論是符合論還是絕對主體論都依賴於這樣一個常設方式，即給人類的知識劃分出等級，在知識的金字塔頂端是終極真理，它生出一切又衡量一切，它自給自足自我證明，不容下層知識進行任何形式的質疑。依次也將知識分子劃分成不同的等級，有掌握了終極真理的“經典著作人”、有欽定“經典闡釋人”、“導師”，最下層是那些依照終極真理從事具體研究──貫徹真理的人。這一體係中是如此的等級森嚴，以至塔尖人物實際上可以依靠社會政治、經濟、法律主宰塔基人物的思想和行為。相對主義正是在這一點上對這種知識的等級製度提出了挑戰，相對主義否認知識等級的高下之分，認為對於言說“真理”這一事件，所有的從事者其價值與地位都是平等的，這才是相對主義的根本所在，所以相對主義又等於知識領域裏的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在批評領域相對主義立場就等於個人立場，它反對批評領域的神授和特權，肯定批評的平等和民主，是一種批評上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但是批評的相對主義並不等於懷疑主義、價值虛無主義，批評上的相對主義不否認對於文學作品的價值判斷的存在和意義，不過相對主義的價值判斷不是獨斷的也不是道德主義的，而是個體主義的，是一種個體的價值判斷，相對主義的關鍵是堅守個體主義立場，堅持以個人的身份麵對個人說話。
既然從事批評，我們就不能不問批評的立足點是什麼。所謂批評的立足點就是我們從什麼根基處看世界，我們何以有權力對這個世界說話。這不僅是一個立場問題，它比立場問題更本質。立場問題問的是我們說什麼話、怎麼說，意指我已經在場的情況下如何在“場”中和他人共在，而立足點問題是問我們有沒有可能說話，我如何來到這個“場”中，我是如何有理由到場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