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激進的西化觀，一經出現便遇到激烈地批判，這逼迫這一派對中國新文學作西化觀指導下的回溯，以提供曆史證據。在這種思潮的左右下當時出現了一股用西方現代主義眼光重新解讀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衝動，1985年黃子平與錢理群、陳平原的三人對話《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這樣一個文本，其中這樣論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浸透了危機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種與十九世紀文學的理性、正義、浪漫激情或雍容華貴迥然相異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從總體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識與本世紀世界文學有著深刻的相通之處。”這裏實際上流露出對話人的一種焦慮：中國文學是在質地上與西方現代文學同構的現代主義文學。同時，在對魯迅的解讀方麵也出現了同樣的潮流，例如汪暉、王曉明、吳俊等開始更加重視魯迅小說和散文中的現代主義因素，魯迅作品中，雜文的受重視程度明顯降低了，一時間《野草》似乎成了魯迅的代表作。[ 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
西化思路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曆史上，不僅僅是作為文學發展的方向而受到重視，而且還作為一種理論研究的思路。例如，陳平原在他的對於中國近代文學的轉型的研究中對這個思路的運用，用什麼樣的評價係統來認識20世紀中國文學？什麼是現代小說，什麼是古典小說？去標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陳平原對中國近代小說流變的觀察實際是建立在一整套簡化了的西方現代小說評判模式上的。為什麼章回小說就不是現代小說？陳平原說“……中國小說的主流還是不能不推白話小說。白話小說語言清新通俗，善於描摹人情世態，再加明清兩代文人的改造，滲入不少文人文學的色彩，產生過《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一批傑作……白話小說藝術表現力強，在中國小說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又甩不開說書人的腔調——兩者（指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葛紅兵）都無力承擔轉變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說觀念和小說傳播方式上來一個大的變革。”[ 陳平原：《小說的書麵化傾向與敘事模式的轉變》，見《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從這段引文我們不難看出，作者是把“中國小說敘述模式西化”作為一個不證自明的大前提來使用的。那麼我們不禁要問了，“既然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有這麼多優點，為什麼我們還一定要對它進行所謂的大變革呢？”事實上，對中國古代白話，特別是話本小說敘述模式的研究在今天依然是空白，至少是研究不夠深入。以至於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思路中從來沒有出現“借鑒話本小說敘述模式以完成中國小說現代化轉型”的思路。
西方化思路總的說來在20世紀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是居主導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中國文學有今天這樣的格局不能不說多有它的功勞，但是它也造成了中國20世紀文學及其理論的一些致命欠缺，這個欠缺就又如劉再複所說：“（1）缺乏自己獨創的、非‘偷竊’的基本命題；（2）缺乏自己獨創的、非‘借貸’的範疇概念係統；（3）缺乏自己獨創的、非‘移植’的哲學立場。”。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理論在其生長、發展近一個世紀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陰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題（啟蒙主義的“人的文學”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國現代小說在敘述時間、角度、結構上的現代敘述學轉換，也是向著西方而去的。文學上西方化思路有這樣的欠缺，那麼文學上的民族化思路又如何呢？[ 劉再複：《告別諸神——中國當代文學理論“世紀末”的掙紮》，見《二十一世紀》，1991年第5期。]
周作人在寫於1919年9月1日的《中國民歌的價值》一文中借用英國文論家Frank Kidsond的說法，對“民歌”如是界說：“生於民間，並且通行民間，用以表現情緒或抒寫事實的歌謠”。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這個時候已經注意到了“民族文學”問題，但是，這個時候他反對“用鑒賞眼光批評民歌的態度”，認為民歌是沒有什麼藝術價值的，它隻讚成把民歌當做“一點供國人自己省察的資料”的民俗學材料。此後他在一係列文章《民眾的詩歌》[ 周作人：《民眾的詩歌》，《晨報副刊》，1920年11月26日。]等文章中大力批評“民歌”的內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謠〉周刊發刊詞》中依然在批評“民眾的文學”，但是這個時候，他的觀點有了比較大的改變，他說：“本會收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它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從這些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曾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周作人心中隱約有了在民歌基礎上建立一種“民族文學”的想法。但是，他的這個觀點是不明確的。前述《中國民歌的價值》一文實際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謠》周刊第6號發表的，雖然寫於1919年卻在1923年首發，與此前發表的《〈歌謠〉周刊發刊詞》觀點有出入，首發的時候卻又不修改，可見周作人在這方麵還是模糊的。但是，他在為《希臘小島集》寫的序言（後收入《永日集》）中這樣說：“中國現在的文藝的根芽，來自異域，這原是當然的；但種在這古國裏，接受了特殊的土味與空氣，將來開出怎樣的花來，實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臘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們了解希臘古今的文學。若中國想建設國民文學，表現大多數民眾的性情生活，本國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這雖然是人類學範圍內的學問，卻於文學有極重要的關係。”周作人已經意識到了西方化的藝術要在中國紮根，開出國民文學的花朵來，必須要和民俗學、人類學的研究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