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麵，隻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兒——在“自我”的唇邊，在“威權”的麵前，在“他人”的背後。
正義可以做幌子，一個漂亮的幌子，所以誰都願意念著它的名字。
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讚詞，正是物稀為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並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隻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兒是在說話裏。古文《尚書》裏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曆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雲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裏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為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瞧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為正式的。朋友們的閑談也是一種，可稱為非正式的。正式的並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麵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段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隻有閑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兒；說是雜拌兒，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閑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閑”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閑談也有——“天氣”常是閑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耷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麼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裏。還有一部《紅樓夢》，裏麵的對話也極輕鬆，漂亮。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為“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隻有這一句讚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麵的，反麵的，夾縫裏的表現了。這對於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隻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隻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於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牆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於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於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著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隻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於忘掉自己。隻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隻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隻是：說得少，說得好。
（原載1929年6月10日《小說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