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鄉友淩公約我到他家裏吃晚飯。淩公帶著一個剛成年的女兒，在北京過準《打漁殺家》的生活，父女都上班，照例是飽腹之後才回家，而要請人在家裏吃飯，我當然感到奇怪。問原由，知道是老伴從家鄉來了，想做點家鄉口味，讓我發發思故土的幽情。我既感激又高興，遵囑於晚飯時到達。淩夫人年過花甲，可是身體還健壯，仍是家鄉舊時代那一派，低頭比抬頭的時候多，不問不說話。我要表示客氣，於是用家鄉慣用的禮節，寒暄道謝之外，問娘家是哪個村。答“喬個（輕聲）掌”（這是語音，寫成文字是“喬各莊”）。這使我忽然想起一個多年不忘的歇後語：“喬個掌的秧歌，難說好。”
多年不忘，是因為這歇後語的來由，一位佚名的鄉先輩的軼事，使我大感興趣，或說深受教育。據說是這樣：若幹年前，各村也是有中幡、高蹺、小車、旱船等會，每到送走舊年，上元節及其前，要排定日期，鄰近各村的會交換，某日聚在一村表演。目的，用舊說是利用農閑慶豐年，行“一日之弛”，用新說是，雖然是農民，也應該有藝術享受。可是會，不隻一個，雖然那時候還沒有各種花樣的大獎賽，但人總是人，性相近也，你不給他獎，他也要賽。評分是非阿拉伯數字的，一要看的人多，裏三層，外三層；二要喊好的聲音多而響。且說有那麼一次，喬個掌的秧歌（指高蹺會）表演得很起勁，看的人卻不多，喊好的聲音大概也不多或沒有吧，正在為缺少鍾子期而掃興，聽見有人說一句：“難說好！”會內的少壯派正在憤懣無處發泄的時候，聽見這句話，當然要火冒三丈。於是找，原來出於一個瘦弱的老者之口。接著是圍著質問。老者沒有賠禮道歉之意，於是決定拉到場外去打。人間不乏和事老，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特為就要挨打的老者修建個台階，是：“大概是剛來，還沒看清。讓他再細看看。”少壯派同意，於是把老者推到場內，請他細看。表演者盡全力跳鬧，可不在話下。時間夠長了，少壯派和和事老都在等待轉機，沒想到老者淡淡地說了一句：“還是拉出去打吧，難說好！”
結果是打了還是另有轉機，沒有下文。也可以不再問，我關心的是這故事使我想到很多與“言”有關的問題，其中心是直言的難易問題。言，人嘴兩扇皮，很容易，可是其中有得體不得體的分別，反映好不好的分別。因為要照顧反映，就不能從心所欲。這或者正如孟老夫子所說，“難言也”吧？
難言，這裏也未嚐不可以反其道而行，由“易”說起。從道理上講，言為心聲，言應該都是直言。這樣說，直言如順水推舟，不是難，而是很容易。但這是道理，或說架空的道理。道理還可以說得頭頭是道，如一種是由“自然”方麵說，見於《毛詩序》，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一種是由“應該”方麵說，見於某道學家的文本，是“事無不可對人言”。表現為活動，都是心有所想，嘴裏就說。總而言之，是容易得很。
但人世間很複雜，言不能不受時、地、內容、聽者種種條件的限製。就說事無不可對人言吧，日記中寫“與老妻敦倫”可以，因為清官難斷家務事；但如舊筆記中所記，一陣發瘋，頭頂水桶，喊“我要做皇上”就不可，因為象征統治權的寶座是決不能容忍自己以外的人坐的，即使隻是想想也不成。這類的輕與重可以使我們領悟，世路並不像理想主義者想象的那樣平坦；如果縮小到政場，那就更加厲害，一定是遍地荊棘。也就因此，皇清某兩位大人才有了關於言的重大發明：一位造詣淺些，是少說話，多磕頭；另一位登峰造極，是不說話，淨磕頭。但這不說話的秘訣也不能不受時地等條件的限製，因為時移事異，還會有要求以歌頌表示馴服的時候，那就閉口不言也會引來危險。總而言之，是直言並不容易。
直言，在道理領域內容易，在現實領域內不容易，怎麼辦？當然要讓道理跟現實協商，以求化不協調為協調。但現實是最頑固的，所以結果必是，名為協商，實際是道理不得不向現實讓步。具體說是要用“世故”的機床把直言改造一下，使不合用變為合用或勉強合用。這種改造的努力也是由來遠矣，如關於直言，常見的說法總要加點零碎，如說“直言不諱”，“恕我直言”，言外之意是本不該這樣說的。不該說而說，影響大小，要看聽者為何如人。可舉近遠兩類為例：近者如掌家政的夫人，充其量不過飯時不給酒喝，可一時忍過去；遠者如恰好是已經穩坐寶座的，那就不得了，會由疑由怒而恨，也就會有殺身甚至滅族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