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說的是一九二三年起來中國，在中國幾所大學（主要是北京大學）教了六十多年書，最後死在中國、葬在中國的一個美國人，溫特教授。溫特是譯音，我看過兩篇介紹他的文章，都用這譯音名，可是同我熟的一個海澱郵局的郵遞員李君卻叫他老溫德。我覺得李君的稱呼顯得樸實，親切，不像溫特教授那樣有場麵氣。後來聽北大外文係的人說，係裏人也都稱他老溫德。這中文名字還大有來頭，是吳宓參照譯音擬的，推想取義是有溫良恭儉讓之德。這會不會有道學氣，比場麵氣更平庸？我想，在這種地方，還是以不深文周納為是，所以還是決定稱他老溫德。老溫德來中國，先在南京東南大學教書，兩年後來北京，到清華大學教書。其後，抗戰時期，隨清華到昆明西南聯大，勝利後回北京，直到解放後，一九五二年高等學校院係調整，因為他是教文學方麵課的，所以劃歸北京大學。我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學上學，其時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我沒聽過他的課，直到七十年代初，不隻同他沒有一麵之識，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為什麼想寫他呢？是因為一九七一年春夏之際，我自幹校改造放還，大部分時間住在北京大學朗潤園（在校園東北部），他的住所在朗潤園西端石橋以西，住得近，常常在湖濱的小路上相遇，有招手或點頭之誼，又他的生活與常人不盡同，使我有時想到一些問題，或至少是他升天之後，看到人非物也非，不免有些悵惘，所以想說幾句。
關於他，有大節，依中國的傳統，排在首位的應該是“德”。他正直，熱情，同情弱者，為朋友不惜兩肋插刀。生活境界也高，熱愛一切美和善的，包括中國的文化和多種生活方式，繪畫、音樂等更不用說。其次是學識，他通曉英、法、德、西班牙、希臘、拉丁幾種文字，對西方文學的各個方麵都有深入的研究，開過多種課，都講得好。再其次是多才與藝，比如遊泳，據說他能仰臥在水麵看書。所有這些，介紹他的文章都已經著重寫了，也就可以不再說。
剩下可說的就隻有我心目中的他，或者說，我的印象。我最初看見他，以一九七一年計，他生於一八八七年，其時已經是八十三歲。朗潤園的布局是，一片陸地，上有宮殿式建築，四外有形狀各異、大小不等而連起來的湖水圍著。湖以外，東部和北部，北京大學新建了幾座職工宿舍樓；西部有個橢圓形小院，西端建了一排坐西向東的平房。湖濱都是通道。老溫德住西部那個小院，我住東部的樓房，出門，沿湖濱走，路遇的機會就非常多。他總是騎自行車，不快，高高的個子，態度雖然鄭重而顯得和善。問別人，知道是教英語的溫特，一個獨身的美國老人。日子長了，關於他就所知漸多。他多年獨身，同他一起住的是一對老而不很老的張姓夫婦，推想是找來做家務活的。夫婦居室，人之大倫，自然就不免生孩子，到我注意這個小院的時候，孩子大了，還不隻一個，也都在一起住。院子不算小，春暖以後，直到秋末，滿院都是花，推想是主人愛，張姓夫婦才這樣經管的。飲食情況如何，沒聽說過，隻聽說這老人吃牛奶多，每天要五六瓶。還吃些很怪的東西，其中一種是糠，糧店不賣，要到鄉下去找。我想，他的健壯，高壽，也許跟吃糠有關係，但吃的目的是健消化係統，還是補充什麼營養，我不知道。
連續有十年以上吧，他，就我看見的說，沒有什麼大變化。還是常騎自行車在湖濱繞，可是回到他那個小院就關在屋裏，因為我從院門外過，總要往裏望望，看不見他。後來，是他跨過九十歲大關以後，生活有兩種顯著的變化。一種是不知為什麼，在小院內的靠北部，學校給他修建了較為高大的北房，大概是三間吧，外罩水泥，新樣式的。另一種是，仍然在湖濱繞，可是自行車換為輪椅，由張家的人推著。體力顯然下降了，麵容帶一些頹唐。這一帶住的人都感到，人不管怎樣保養，終歸戰不過老；但都希望他能夠活過百歲，也覺得他會活過百歲。後來，湖濱的路上看不見他了，到一九八一年初，實際活了九十九歲多一點，與馬寅初先生一樣，功虧一簣，未能給北京大學的校史增添珍奇的一筆，走了。
聽郵遞員李君說，老溫德像是在美國也沒有什麼親屬，為什麼竟至這樣孤獨呢？獨身主義者？至少是早年並不這樣，因為劉烜寫的一篇傳記（題目是《溫特教授——記一位洋“北京人”》，見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京華奇人錄》）裏有這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