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專門搞理論批評的很少，批評家差不多都是創作家，他們自己懂得創作的甘苦，因而也知道別人的甘苦。例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它不但是很好的理論批評，而且本身就是很好的文章。又如劉知幾的《史通》，是史學的重要著作，文采雖然不及《文心雕龍》，文字也是很講究的。創作和理論批評相結合很重要，這樣才能抓著癢處，有說服力量；這樣，將更有利於百家爭鳴。當然，專門的理論批評也決不可廢。
怎樣古為今用，怎樣把古代文藝和理論的遺產運用在今天的創作研究工作上，這的確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五四“時代全盤否定古典文學遺產，斥之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把過去和現在割斷，這自然是不對的，但當時之所以這樣做，也有它的進步意義。
運用古典文藝遺產，也有困難。有些古典文藝的技巧，我看對現代文學不能完全適用，例如古典文藝理論很強調煉字，這是有傳統的。對白話文來說，並非沒有意義，但白話以流利通暢為主，怎樣使它和“凝煉“相結合，這是一個問題。
文言和口語的差別是古來就有的。《論語》上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孔夫子講學，行禮，用的是雅言，平時可能說山東土話。所謂雅言就是比較凝煉的語言，或者也就是後來的文言。
因“文“、“白“的區分，就使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發生了一種距離。如何跨過這條鴻溝，是解決古為今用問題的一個環節。
現在我們的詩歌是用白話寫的，如采用舊詩的方法來煉字，就會變成半文不白的東西。我覺得，散文傳統、戲劇傳統還比較容易為我們所接受，詩歌傳統就比較難一些。但工作做得也很不夠。原來中國詩歌從唐杜甫以來就開了一條新路，通向白話。這條線沒有斷，還在繼續發展。到了元曲，詩歌和戲劇相通，就更向白話方麵發展了。我覺得宋代詩詞、南北曲、彈詞唱本、民歌……這些創作，在當時雖不曾標榜、宣傳為新詩，事實上走的是新的道路。曲子用在戲劇裏，更從原來的“詩意“以外，加上一種戲劇性；所以有些戲曲，如把它當作詩來讀，似乎並不見得怎樣好，但唱起來、演起來卻有動人的力量。這個方麵更是新的。這些都很值得我們來做進一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