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於人才教育和培養的話題，繞不開大社會背景。倘一個社會到處可見拜官主義、拜金主義、拜計謀主義、拜不擇手段的目的主義現象；一言以蔽之，倘一個社會的文化傾向是極其浮躁的，卑汙的價值觀腐蝕人心，而人才教育和培養的方向，卻隻不過是急一時之所需的功利主義的出發點，打造百依百順的“活的工具”的教育方法，那麼我很懷疑最終會收獲良好的人才成果。如果“播的是跳蚤”，收獲的也隻能是“跳蚤”……
對技術人才也不能放棄文化要求
在國人看來，技術人才似乎可以離“人文”遠一些，甚至無須人文主義熏陶。而中國的事實，也大致如此。但是，若從另一種更高的要求來說，即使愛因斯坦，在“二戰”期間也要明確自己的人文立場。“二戰”時候站在納粹文化一邊的科學家，在戰爭結束後是必須要給全世界一個說法的。因此，技術人才同樣要對社會時事恪守最基本的人文判斷和態度。所謂人文理念，其實說到底，是與動物界之弱肉強食法則相對立的一種理念。在動物界，大蛇吞小蛇，強壯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沒有不忍一說的。而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乃因人性中會生出種種不忍來。這無論如何不應被視為人比動物還低級的方麵。將弱肉強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則移用到人類的社會中來，叫“泛達爾文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神似之處。
“人文”其實就是以更文明的文化來“化人”——化成一個有社會良知的人，科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許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會良知的價值觀，那麼，這些人就會淪為一批“科技動物”。而恰恰在這方麵，我們做得很不夠。
技術人才可以放棄文化要求嗎？西方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發現了這個問題：千萬不能忽視技術人才的人文教育。美國的醫學院、法學院都是修完通識的本科之後，才允許申請就讀。他們的本科中，特別重要的內容是人文教育。而我們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學習醫學、法學，繞開了必要的人文教育。實際上，醫生和律師是最富人文色彩的職業。在課堂上，學生們往往不隻是在討論技術問題。舉個例子說，一個病人送來了，可他的家屬不在旁邊，無法簽字，而醫生冒險搶救的成功幾率也不大。在這種情況下，醫生選擇救還是不救？如果搶救失敗，病人的家屬來後，會引起很麻煩的醫患糾紛。搶救或不搶救，考驗並證明一個國家“人文”社會水平的高下。我們當然不應該要求每一位中國醫護從業者都真的接近是天使，估計別國的醫護從業者也做不到人人都接近是天使。區別也許僅僅在於：
1.既有院方的明文規定，見死不救亦心安理得，並習慣成自然。
2.見死不救是絕難心安理得的事，於是共同商討實施搶救的兩全之策。
而有時兩難之事，正是由於人性由於良知的不麻木和能動性，得以化解，呈現了兩全的希望。
所謂“人文”，無非如此“化”人而已。
在人文主義文化厚實的國度，以上希望就多。
反之，則少。甚而幾近於無。
在我們中國，唯上級指示和所謂“規定”為大的現象比比皆是。往往，其大大於人命。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一、我是中學生的年代，哈爾濱市出現過一位為搶救國家財產而大麵積燒傷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在醫院走廊躺了一個多星期得不到治療，因為他是農民，生產隊替他交不起押金。後來引起了省委領導的重視，下達了搶救的指示，但為時已晚。當年我們全班還集體朗頌了一首哈爾濱詩人滿銳的詩來歌頌他，開頭兩句我至今仍記得：
少年朋友們，請看——
高高的山上有青鬆，
青鬆的枝頭有雄鷹，
雄鷹展翅高飛騰，
聲聲鳴！
如果中國的少年們都能明白這麼一個道理——相比於一條人命，不論英雄人物的還是普通人的，在不至於危害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的前提之下，一切似乎不可違反的規定都可視為狗屁規律；那麼，往後的中國人的人心，便算是被“人文”所“化”了。
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某沿海省份某小市港口管理部門接獲海上頻頻發至的求救電訊，三十餘條漁船在僅僅三十裏外遭遇台風襲擊，懇求出動大船營救。而港口內，也確乎停泊著大船數隻，完成營救不在話下。但，小官吏要向上級請示，得到上級批準才敢派船。因為有規定，先交錢，後出船。遇險漁民們的家屬一時湊不齊那麼多錢，雖冒大雨集體跪於碼頭也還是無濟於事。因為上級的指示是——嚴格執行規定。其結果是，二十幾名漁民遇難……又比如，首長出行，馬路戒嚴，提前十幾分鍾，延後十幾分鍾，每三四十分鍾。若有人急於回家大小便，而家就在馬路對麵，讓不讓過？若有老人在天橋上被曬得頭暈，請求下天橋到樹蔭下涼快一會兒，行不行？送急症病人去醫院搶救的私家車允許通行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