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
我30年代初開始寫雜文。其實，20年代後期就已寫過些無類可歸、隻好歸之為雜文的東西。我的寫雜文，是受了魯迅的影響。我認為，從“左聯”時期起，凡是寫雜文的，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受魯迅的影響。
寫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當時寫雜文的目的是很明確的：
將它當作匕首和投槍來使用。正如魯迅所說，“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和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
雖然做不到魯迅雜文那樣的可以作“詩史”看，多少也可以從所寫的篇章中辨認出一點時代的麵影。“左聯”時期我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掌握著那麼一個陣地，遇到缺稿，就自己填上一篇，寫著寫著，就逐漸順手起來。我雖然也寫過小說，寫過評論，寫過些短的新體詩，可是朋友和讀者大抵隻重視我的雜文。好吧，雜文就雜文，此後我就以寫雜文為主了。
從抗日戰爭期間在桂林編《野草》到建國前在香港的一段時間，大概可以稱為我雜文創作的旺盛期。前些年聽一位朋友說，在十年動亂，知識分子下“牛棚”的時期，有一位當過新聞記者的作家，經常記錄下“棚友”的言談作為材料彙報，說得準確些，就叫做告密。當被人發現遭到指責時，他就說這是因為新聞記者當慣了，不免“技癢”雲雲。這自然是遁詞。然而，我倒是挺相信“技癢”之說的。國民黨統治時期親曆目擊各種令人氣憤、令人鄙夷的怪人怪事，我確實不免“技癢”，便用雜文來揭露和誅伐，也兼帶聊息胸中之憤的意思，想來也和魯迅所主張的戰鬥目的沒有違背。
常言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雜文寫多了，人也便有點雜文性格。近十一二年來，我偶爾寫寫舊詩，也寫點古代小說評論，不少人都說我的舊詩和評論也有雜文氣，看來是有那麼一點意思的。好吧，雜文氣就雜文氣，自覺這樣比無病呻吟、吟風弄月和高頭講章式的議論，總算要言之有物些，特別是易於顯示作者的個性些。
若要問我雜文該怎麼寫，或談談雜文創作經驗之類，可隻能敬謝不敏。一定要逼我說，就隻能說，要有個性。什麼文體都一樣，作者不把自己放進去，我看是寫不好的。這就關係到作家的真誠、真實等等一係列需要大篇大篇的議論才能說清楚的問題，我看還是請別的行家去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