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標
現在，各大眾傳媒上神往五六十年代的語言、文字和麵孔已十分常見。對這種今不如昔的“集體無意識”，我總是心生狐疑，想下一番功夫，推敲推敲。
固然，五六十年代學過雷鋒，搞過建設，可五六十年代也打過右派，餓死過人，革過文化的命。人們最不能忘懷五六十年代的典型事件是“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多麼友愛，多麼溫馨。可人們至今沒有設想過，假如那六十一位中毒者不是民工，不是所謂階級兄弟，而是右派，是所謂階級敵人，其命運會怎樣？這當然是假想，可也有一件事實參照。作家從維熙的妻子、北京日報記者張滬因車禍住進醫院。病愈出院時，從氏夫婦前往致謝，醫院院長說：“沒什麼好謝的，要知道你是右派，我們不會這麼下功夫搶救。”
搶救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的是北京人，時當五六十年代的一九六一年；說這番話的醫院院長也是北京人，時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九五九年。
五六十年代確有閃光的事件，但畢竟這一切都建立在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視為仇敵、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社會心態上，而隻有天知道是依據什麼標準劃定的這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之間的界限。今天，最受詬病的現象莫過於所謂道德滑坡，見死不救屢有所聞，然而較之五六十年代，國人今日的道德水準我認為已是非常之進步了。見死不救，固不道德，可這種遭遇畢竟是極少數；而五六十年代一部分人視另一部分人為仇敵，恨不得對方一下子從肉體上消失於這共戴的天底下、共生的國度裏，那是多大個比例呀！既是仇敵，遑論道德，何況又是那麼大的比例。這是天大的道德問題，可整個五六十年代誰把它當成道德問題考慮過？
較之於五六十年代的平均的挨餓，我寧肯選擇今天的貧富懸殊；
較之於五六十年代的文化戰場，我寧肯選擇今天的“文化快餐”；較之於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的鬥爭中心地位，我寧肯選擇今天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不是五六十年代一無是處，而是說五六十年代並不像今天有些人所神往的那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弊絕風清，穆穆洽洽。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它各個方麵遠不如改革開放這二十年。那麼今人為什麼如此執迷於五六十年代呢？想來想去，想起顧頡剛“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著名論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人事愈放愈大，堯舜禹壓根不存在，是後世學者受了時事的影響，在想象中逐步完成了一個烏托邦。看到二十來歲的青少年學生也屢屢懷念征引五六十年代，我就想，豈止上古史，當代史都見出“層累”的跡象了。數以千萬計的五六十年代的餓鬼冤魂算是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