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總是先娓娓動聽，或是號召如滂沱大雨般調動起人們的“相信”，最後卻是泰山壓頂般不容分辯，一網打盡人們的“相信”。
它還往往利用人的生存、發展的願望或是恐懼，去調動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人們越是想保護自己，就越是要攻擊和出賣別人。人們的原始欲望，越是從心靈深處被惡魔般釋放出來，運動便越是具有強大的殺傷力。
這時，我已經隱隱約約察覺，１９５７年的反右運動，是對你這代從舊社會
過來的知識分子的毀滅性清洗，為的是實施一次思想專製的政治“大躍進”，並以此推動起１９５８年開始的一場軍事共產主義式的經濟“大躍進”。
在革命群眾的一片怒濤之中，當我也爬上了一葉隨時有滅頂可能的苦舟，我才深感，多少年裏，渾如一個馬戲團裏的小醜，我在你麵前端著一付革命派的麵孔，是多麼無知和可笑……
再往深裏想，在一個意識形態無孔不入、庸俗社會學的身分標簽滿天飛的年代裏，一個右派的兒子，可以在他的父親麵前找到幾分革命派的良好感覺。在其他場合，除了遍地瘋長的冷漠與冷眼外，他是很難收割到良好的。
父親嗬，為了肉體的生存，我在經濟上吞噬你，為了心靈的幻影，我又在精神上壓榨早已被風幹成了一塊臘肉似的你，我是多麼的自私、殘忍！
父親，我真正感到愧對你的時候，是我身陷囹圄了又招致你也身陷囹圄。
有一段時間，當我還沒有被押送去南昌市工人武裝指揮部審查站之前，我關在師院內物理大樓三樓的一間封閉的廁所裏，窗子全被木板釘死，又塗上黑油漆，室內白天黑夜都亮著一盞６０瓦的燈泡。此時正是南方炎炎的苦夏，又熱又悶的我，常常墊一床破草席，半躺半靠在門邊，門與水泥地麵之間，有一條半指寬的縫，這便是我企圖從走廊上的穿堂風裏吸納幾絲涼意的唯一通道了……
這是一段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日子，隔三岔五被帶出去提審，最長的一次被審了五天五夜。專案組成員基本上是大學生和老師，他們輪番上陣，精力充沛，越是夜深人靜，他們越是興奮得像一條服了鴉片、血紅了眼珠在嗷嗷叫著的狗。對於刑訊手段的發明與運用，無須進梅樂斯上校主持的中美合作所學習，便無師自通了。在他們的想象力下，我身上已沒有了一塊好肉，血汙斑斑的汗衫揭不下來，小腿腫得比大腿還要粗，因為在水泥地上不是跪著就是拖著，膝蓋上的肉磨得快挨著骨頭，沁出了膿水，一被迫低頭，我總好象嗅到了一陣陣惡臭，感覺那上麵會湧出來一片白花花的蛆蟲……
我麵前的這幾個人，也都審過你，而且他們之中的年輕人，還是你的學生，我對劉××說：我承認我是現行反革命集團的首惡分子，請你們立即槍斃我。
劉××笑道：胡平，你要有種，你就給我寫下來。
我拿起桌上的紙和筆寫了。吳××接了過去，隨即手中的鋼絲鞭呼嘯而下：
告訴你，像你這樣抱著你父親的反動階級衣缽的頑固分子，我們讓你現在就去死，那就太便宜你了！我們就要爛掉你一雙腿，然後將你送進勞改農場，慢慢折磨你，讓你活比死難，死比活快活……
我被扔回廁所，如被打斷了脊梁的一條狗。
昏睡後醒來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到了你。父親，打我有記憶起，我就未見你有過一頭青絲，進入了六十年代，歲月於你隻是一場接一場的大雪，你更是蒼蒼白發，你還患有嚴重的胃潰瘍，一旦發作，不但幾日不能吃東西，而且晚上痛得徹夜難眠。我難以想象，解放前後都在大學裏教書、真正是一介書生的你，將怎樣承受你昔日的學生和同事給你的肉體折磨與人格汙辱；
我甚至站在你的角度想過，５７年一難，雖說６２年摘了帽子，可路邊的電線杆子也恨不能拔腿去造反的６６年證明，你的頭上永遠戴著一頂荊冠。中年喪妻，現在更是一個家樹倒猢猻散，從未為你分擔過什麼的長子——我，終給你帶來了這個最瘋狂的年代裏最不可饒恕的大罪！
十年以來，你隻是一個不能思想、沒有尊嚴卻能呼吸的機器，這機器的唯一職能就是擠出奶來，上供養總是驚弓之鳥的老母，下扶養五張闊大的嘴巴加起來幾乎有一根扁擔長的孩子。你比魯迅筆下的牛還要淒慘，它起碼吃進去的是草，而你年複一年咽進去的隻是粗礪的沙粒。支撐你受苦受難也要活下去的，似乎唯有一種倫理與血緣上的責任。而現在，隨著你的被關押，你的責任被剝奪了，在眼下這個不能給你以一點慰籍與憬悟，也無須你再盡責任——黑漆漆猶如關我的這間廁所的人世裏，還有什麼理由要去繼續維持這機器的運轉呢？
也許人本性上總歸是怕死的，在一年零三個月的囹圄生活裏幾次動過自盡念頭的我，終於熬了過來，而你在關押半年之後也依然活著。事後我才知道，你也關在物理大樓，不過是在二樓，另一個朝向的一間教室裏。有人告訴我，當你結束了“現行反革命”的審查，由此樓，退居到一般“牛鬼蛇神”的“牛棚”時，你眼窩深陷，發須半尺，麵黯神消，渾如野人……
我是在次年９月才見到你的。那是黨的“九大”開完了四個月，似乎被“統帥”的大氅壓累了的毛澤東，想起了要講政策和給出路，一件一年前滿城爭說、重大得像要在天安門城樓上放炸藥的案子，此時卻無人理會這寄押的“反共救國軍”的“司令”與“參謀長”了，在一等再等之後，審查站裏的軍代表先放了“司令”，三天後又叫我去了：
你們的學校已遷去了靖安縣，打了幾個電話要他們來人，答應了來，就是不來，我們審查站不是旅館飯鋪，關流氓地痞還關不過來哩，你走吧，自己去靖安找他們！
站在審查站的大門口，身後是兩邊布有電網的高牆，前麵是一片片紅壤裸得似大塊新鮮傷口的荒坡，我的影子在近正午的陽光下踟躕。我腳上踏著一雙去冬隨我拖鐐、今年又跟我一塊開山采石的解放鞋，後鞋幫早爛了，前麵則能戳出去大腳趾。下身一條露出膝蓋的布褲，上麵一件貼肉穿的學生裝，被硬器磨得和汗漬透得幾近一身紙片，稍不小心，便會嘩地拉出一個大口子，而且任何一個口袋裏，沒有一個銅板，相反還在軍代表處留下一張若幹個月來夥食費的欠條……
站在郊外遠望嫋嫋雲氣下的南昌，偌大的一個城市裏竟難尋到去處。
從進中學起，我便知道要靠攏組織，相信組織，但似乎正是組織將我拋棄了，讓我陷入了這半人半鬼的境地。我懷念同學，他們中有不少人和我從小學一起讀到高中，他們在驚駭地獲悉了此案後，在各自的記憶裏紛紛分解出我的可疑言行，宛如一次快餐，在將一個渣子般的我吐在了地下後，都已急切地各奔東西，走上了工作崗位。我更思念弟妹，“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可我從未收到過家書，如同他們不知道我轉輾幾次，最後關在哪裏，我也不知道在眼下一場席卷了全國的大流徙中，他們流徙去了何處？
我想到了你——父親。
當然不是出於一種理想的緣由，它如同大霧彌天的三十年代，向往光明向往民主的熱血青年，必然會去投奔延安。我的理想，在我的政治童貞失去之時，早被當成了一塊汙穢的墊布。這完全是出於一種血緣的承傳，如同雛雞在聽到了可疑的響動之後，一定會躲去母雞的卵翼之下……
我隻有徒步進城，一路上的兩個多小時裏，我的胸臆間瀉起一簾滾滾的瀑布，一個父親是生還是死的巨大落差，砰砰地擊痛著全身的每一個細胞。江西師院還在，不過已經改名為“井岡山大學”，正遷去井岡山下的拿山，校園裏多已人去樓空。“牛棚”也在，當一個管教人員將你叫出來時，你和眾“牛鬼”們正在裝運學校的最後一批辦公用具。你穿著一件打了補丁、沾滿灰屑的汗衫過來，露出的脖子上，兩邊的肩胛骨下沉得像兩隻倒置的酒盅，再未來得及細看，我的眼睛便被一片瑩瑩的熱淚給糊住了，雙腿則似風中簌簌抖動的葉子，這風來得酸楚而又激悅，冤憤而又軟弱，身子沒來由地趔趄了一下，差一點就要癱坐在地上。
你並不吃驚，恍若一個母親，料定了向往外麵世界精采的兒子，一旦在外麵倦了，或是碰得鼻青臉腫，必定就要回來。你平靜地問：
問題有結論了？
還沒有結論，但已經沒有人管了，要我自己去找學校。
你來得正巧，明天我們也要去井岡山了……走，先進去喝口水。
我不知道我看著你總有些躲閃的目光裏，是否含有愧疚和自責，我想即便有的話，也不會太多。多的該是一種物是人非之後仍是天涼好個秋的滄桑感，一種曆經劫波恩怨俱消人卻未滅頂的僥幸感與親情感，我大概以它們，大而化之了自己的愧疚與自責……
父親，你沒有去深究我目光裏的複雜。你倒了一杯水，轉頭去旁邊的衛生間打來一盆水讓我擦臉抹身。又打開床頭的一個樟木箱子，找出自己的一套衣服、一雙布鞋讓我換上。你掏出身邊所有的錢，隻有５元多，你踽踽地走了出去，片刻後，原是中文係教授、你劃右前也是我們家鄰居的一個“牛友”，跟你走了進來，他打開自己床頭箱子的鎖，像是在最下麵摸了好一陣，拿出了一張１０元的票子，你一並給了我：
你拿著，先買兩樣急需品，還有幾天就發生活費了，我再給你寄。
你又拿起兩個碗去食堂買飯，走了幾步轉回頭，在抽屜裏多拿了幾張菜票。
你不停地轉著自己幾近成了一副骨頭架的身影，同時悄悄地隱去你這一年零三個月的經曆，沒有恚怨，沒有嘲諷，哪怕是三言兩語，哪怕是長籲一聲！
我至今也難以估計，這是否意味，你我之間有了一層隱隱的隔閡：按你年輕
時的經曆和性格，你應該是一個頗矜持的人，於是，對於１９５７年後在外麵被剝奪了尊嚴卻更需要在子女麵前獲得一個父親的尊嚴的你來說，傷疤一旦在心靈裏烙下了，便難以愈合；
還是意味著，像咽下了５７年裏那個“陽謀”的苦果一樣，你也咽下了我曾給你的傷害和牽連。當然，在前者上你是被迫的，對於後者你則是甘心情願的。就我的經驗而言，父愛與母愛皆在的時候，因為粗疏，父愛常常大相無形；母愛一旦隕落了，父愛雖依然博大，映照著子女們的前途，可卻不再粗疏，它的光芒凝聚得如此有力，好象你舍不得穿的、還是姑姑“文革”前給你做的一雙布鞋，此刻穿在了我的腳上，我連每一個腳趾頭，都感到了酥酥的溫暖……
生活，便是這樣精心設計並實施著我日後的懊悔不迭——
父親，我想要走近你了，我們卻不在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