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是秦兵馬俑的臉3
《給父親的五封信之三：忽略了的玄機》
父親：
玄機至少存在過三次。
第一次是蔡樞衡先生“號令”你回江西，你就不無勉強回來了，而日後的結果證明，你應該留在廈門大學。
第二次，則出現在１９５２年下半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係調整，按中南教育部與江西省商定的最初計劃，有著一般綜合性大學許多院係、師資力量在中南地區也處於強勢地位的南昌大學，儼然如一個戰敗者，交出去大多數院係，改製為南昌師範專科學校，教師則根據情況和本人誌願，走的走，留的留。
這又是一件令贛文化人回憶曆史、並觀照起現實來頗為尷尬的事情——
大約從漢晉開始，經唐蔚然，而至宋達高峰，一直回響於明，對於贛人來說，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事，除了種田，就是讀書了；而如同湘人習武、徽人經商、浙人好包訴訟一樣在國內玩得風生水起的，也依然是種田和讀書。北宋時，這裏書院發達，理學昌盛，讓天下讀書人唯馬首是瞻的是朱熹主持的白鹿洞書院。南宋時，贛地已成了全國文化教育的中心，有書院一百多所。當時的贛地，書聲朗朗，如雜花開遍春野，好文之風，似蟬鳴日熾於夏枝。
據《容齋隨筆》載，在饒州地區，便有“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之說。在教育星漢燦爛的扉頁後，江西的這部曆史書裏，才擁有了諸如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朱熹、文天祥、湯顯祖那麽多具有國家級、世界級分量的名字……
建國後，以革命的光榮為自豪，故能夠將曆經煙熏火燎、當年寫有紅軍口號的一段殘牆恢複原狀，卻未能據理力爭將南昌大學保存下來，相反，還一次樂嗬嗬地送走了一百餘位教授、副教授，隻是因為留下來的教師紛紛要求，才廢除了最初的計劃，允許保留本科建製，改稱江西師範學院。似乎教育不再是一座明啟心空的星係，而是一塊正劃過大氣層的隕石，能發出光亮來，自可不必在意，發不出光亮了，掉在了地球什麼地方，也不必惋惜……
１９５８年，胸中氣衝丹田了，呼拉拉滿山遍野地扯起了“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大旗，在時髦的“打破資產階級法權”的口號下，一時間在舊知識分子盤踞的教育領域，仿佛有雷聲隆隆、電光閃閃的革命性意義。可滄海桑田，世事更迭，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雖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地側身於全國重點院校之列，卻
隻有螢火蟲的微弱光亮了；進入九十年代，不再有人提起它了，本省的主政者憂心如焚，痛感於江西沒有一所重點大學，以強大的知識能量與人才能量去輻射經濟，凝聚文化，擺出一付勒緊褲帶、也要大動幹戈的姿態，合並了江西大學和江西工業大學為南昌大學，以背水一戰、誌在必得的勁頭，終於列入了國家的“２１１”工程……
這近半個世紀的一圈走下來，在某種程度上，像一首通俗歌曲《驛動的心》裏所唱到的：到現在我才明白，由終點又回到了起點。
言歸正傳，在５２年下半年的這次院係調整中，當組織上向你征求個人去向的想法時，你沒有多作考慮，便提出要去華中工學院。在當時高教界一般人士的心目裏，該院的發展與影響，不久可與清華大學比肩。初榜公布了，你的名字果真列在了“華中工學院”之下。
這是那玄機在悄悄地導引著你，又是玄機在默默地成全著你。
它一定像薄暮時分便懷著幾分惶惶從古簷間飛出來的蝙蝠，感知到這塊土地在有著太悠久的傳統、太光榮的曆史的同時，也有著太多的思想缺陷、文化缺陷。它一定像站在山門上那長髯與衣袂一起飄動、眼裏熠熠有神宛若天光的高僧，無須羅盤，便能夠在你的渾然不覺中，給你劃出一個趨安避危的方向……
你興致勃勃地告訴母親：我們要第二次搬家了。又微微典起了肚子的母親，開始上班忙，下班更忙，整天臉紅撲撲的。一天晚上，學校的一位黨委副書記來到家裏，娓娓道來了已往組織上對你的信任，又說開去現在組織上希望你留下來的意思。書記還明察秋毫，掃了一眼母親後，臉上便溢出了一股發自肺腑的關懷：依徐國媛同誌這樣的身體，也還是一動不如一靜好……
你眼裏隻有副書記，沒有看見他的身後，幽靈般的玄機在向你頻頻搖手。
你答應了下來，你對黨的承諾從來是一諾千金。從５１年至５７年，在那樣一個勞模貨真價實、且知識分子難當勞模的年代，你年年被評為學院、江西省高教係統或南昌市勞動模範……
父親，你命運中的第三次玄機，便是閃動在１９５７年了。
在大鳴大放搞得如火如荼的整個５月間，沒有你的聲音，你去了大連參加高教部召開的一個會。途中，大概還停留了幾個地方。一回南昌，已是５月底，離形勢公開逆轉，隻有個把星期了，你仍接到了參加省委召開的高級知識分子整風座談會的通知。
父親，因為你所擔負的課程和職務，你必然要比一般的知識分子，更多地關注馬列主義在當今中國與世界的實踐。
你顯然注意到了伴隨毛主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提出，中國的知識分子，享受了建國後第一個沒有鬥爭、更沒有運動的一年。
１９５６年裏雖有爭論，但爭論像是來自知識分子內部。爭論的問題是，是否要用馬列主義來指導雙百方針的貫徹。有兩派意見，一派是肯定的，另一派則認為如果確立了馬列主義為討論的基礎，那麽這實際上便意味著所謂爭鳴，不過是僅有少數人可以自由出入的五星級賓館。郭沫若先生是第一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黨性修養真到家了，舉手投足間便流露出濃濃的布爾什維克味；或者是他的聰明到家了，已經料到最後打到桌上來的，是一張怎樣的底牌……
他在這年７月１日的《人民日報》上，發文強調：
“百家爭鳴的主題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最終向共產主義邁進，我們的交響樂要圍繞這個主題，演奏出史無前例的雄壯樂曲來，不論千萬支樂器如何獨奏或合奏，總得按照旋律演奏……”
這一爭論，因７月２１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得到了部分解決。該報一向端坐在中國意識形態的法庭上，這時，對是否要以馬列主義指導雙百方針的這一重大問題，卻放棄了法官的角色，社論頗為大度地說，該讓知識分子們去決定在爭鳴中要不要以馬列主義為基礎，即便其觀點不符合馬列主義，人們也有權發表自己的看法。
此外，真可謂雲淡風輕，日朗星明。
上層建築裏，一條多年來變幻莫測、車少人稀的道路上，有了一次蔚為壯觀的“趕集”——
不再機械地引進蘇聯的一切，大大地拓展了中國對於人類文明世界的理解。各出版社相繼宣布自己引進西方學術經典的出版計劃，所涉及的學科幾乎應有盡有。你大快朵頤地買到想了多年的斯賓洛莎的《倫理學》、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據郭沫若先生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的發言，一年來國家用於進口西方世界書刊的外彙為１８０萬英鎊，而在前一年隻有６０萬英鎊。
除去了傳統文化的政治鐐銬，投之以重新評價的從容目光。５６年６月，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古籍出版社，專門重版古籍中的珍版本。這一年，全國有１８０餘種傳統文化方麵的名著問世，其中包括了近代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的著作。還記得，好幾次我在你的書架上抽出《孫文全集》，還有安娜·斯特朗女士寫的有著針砭意味的《斯大林時代》，裏麵有很多圖片，我看得津津有味，以打發比當今的孩子遠為單調的童年……
自然科學宛如成了西方的天體浴場，所有進去的學科脫去了昔日臃腫的衣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再沒有了所謂階級性的束縛，科學家們可以正大光明地去追求赤裸的真理，在全國的科研機構、高等院校裏，“向科學進軍！”，“向博士進軍！”，成了當時最神聖也最時髦的口號。
１９５６年，中國的文壇上，大批的刊物應運而生，恍若灰蒙蒙的天地裏湧起的一片新綠：《萌芽》、《北方》、《奔流》、《山花》、《紅岩》、《星星》、《雨花》、《新港》、《東海》、《延河》、《海燕》、《青海潮》……中國所有的省級文學期刊，大抵都是在這一期間創刊的。昔日，作家們宛如博物館裏的講解員，冥思苦想地圖解當前的政策和運動，批評家們長著一付水手的胳膊，不遺餘力地打撈思想特征、政治影響，而現在他們好似流徙的魚兒，從一口濁重的政治池塘裏，興衝衝地遊去水波清純的藝術之河中……
在統一戰線工作上，１９５６年上半年召開的第五次全國統戰會議，反映出統戰部門存在著相當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會議決定切實檢查一次統戰部門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關係，檢查中，暴露出來的最突出的問題是，“黨外人士安排後，不少人無事可做，或有職無權，坐冷板凳”，“以領導者自居，隻教育別人，不注意向黨外人士學習”……（李維漢《回憶與思考》）
如同眾多黨外人士的有職無權一樣，民主黨派在中國的政治生活裏似乎是一道布景。既然是布景，無論是製作者，還是觀眾，自然不會太認真地對待。但在１９５６年，毛澤東杜絕了這種可能，“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提出，也使眾多的黨外人士確信自己並非一道布景。尤其是周恩來在闡述這一方針時，借用了千百年來癡男怨女們花前月下的盟誓：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不是同年同月生，但可以同年同月死，更讓民主黨派異常溫暖地感到，在中國共產黨博大的胸懷裏，自己是一個鮮活的政治實體……
當１９５６年裏，蘇聯和東歐奢談民主、玩弄民主並最終遭民主炙痛身心、被民主亂了陣腳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