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錯誤地以為，我被揪出來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我在６３年以後的教學過程中執行了劉修的教育黑線。但是我想，我過去用以作教材的東西，或是舊教育部頒發、推薦的，或是經教研組通過並經上級同意了的，我在當時既不知有這樣一條黑線，自然就談不上我用這些東西當作教材就是在執行這一黑線。現在把這個罪責歸之於我，就感到受了委屈。通過學習，我逐漸認識到，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我在當時是否知道有這一黑線，而在於我在講授的時候，是采取什麼態度來對待這些教材。回顧過去，我在采用這些教材的時候，不但沒有作過什麼抵製和批判，而是樂於販運其中封資修的東西……在這次運動中，把我揪了出來，正是為了幫助我狠觸靈魂，以便和這一黑線劃清界線，這樣，我的這種抵觸情緒也逐漸有了轉變。
六犯罪原因
我在小時，主要是在父親名下，受封建教育，我讀過不少宣揚孔孟之道的書籍，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深深打下了“學而優則仕”的剝削階級的烙印。進了中學，學校當局不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是用種種辦法來鼓勵它的學生能考上國立大學，在這樣一個環境的潛移默化下，我的努力奮鬥以求登上龍門的思想，就在頭腦裏牢固地樹立起來……我把當教授或專家作為我具體奮鬥的目標。
當時的北大，是一所典型的資產階級大學……在訓練方法上，它采取“發展個性”的方法，當時北大校長蔣夢麟講過這樣一句話：隻要一班培養出一個人才來，就不虧本；如果培養出兩個來，就賺了錢。這充分體現了北大是主張“天才”教育的。在對待學術的態度上，它標榜“兼容並包”政策，就是說，隻要你講的言之成理，就容許你的存在，而不管你主張的實質是如何。我所學的法律一科，又大都披上“民主”、“自由”等外衣，比如說，什麼基本人權神聖不可侵犯嗬，什麼議會製度具有怎樣的優越性嗬，什麼契約絕對自由嗬，說來似乎都“美妙動人”。這樣，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教育思想都深深地溶入到我的血液中來。
大學畢業後，我走的是一條從助教升遷到教授的白專道路，我所接觸的一些朋友，也大都是和我一樣沿著這條道路走去的人物，這樣我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就更成為牢不可拔的了。
解放了，我不但沒有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相反，在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庇護下，我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還得到了發展，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學術上，都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日益發生尖銳地衝突，這樣就使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七結束語
經過三年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哺育下，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已空前提高，隻要資產階級思想露出頭來，就會遭到周圍革命群眾的痛擊和批判，成為一個“黃鼠狼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麵。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一個人如果不認真改造自己，還死抱著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不放，那麽他除了發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絕望感歎外，是不會有其他出路的。
“往者不可鑒，來者猶可追”，為了使自己的後半生真能過得有意義些，真能為社會主義的祖國作點有益的事情來，千重要萬重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最重要。今後，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認真學習、掌握毛澤東思想這一銳利武器，不斷消除自己頭腦中的反動思想，以求自己的反動世界觀能夠得到根本的改造。
胡正謁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４日
（注：此份檢查被父親編為１１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