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覺是一塊美麗的紗巾，濾去了嚴峻乃至嚴酷，讓困難如山、麻煩如流的中國，變得溫柔、明亮起來。拿去了這塊紗巾的中國，盡管更能讓當代中國人明確並擔負起自己的曆史責任，但往往不按幻覺講話的人，會被視為不合適宜，或有些不合時宜。
我記得，離香港回歸祖國前的那些日子，舉國上下一片天天過大年似的氣氛。從北京到南京，從沿海到腹地，人們用星河般壯麗的燈飾，花雨般繽紛的焰火，還有盛大演出，萬眾聯歡，自然也免不了流光溢彩的美酒佳肴，來共襄這一雪恥舒眉的百年盛事。
那些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念頭卻分外強烈，如田鼠一樣啃噬著我的心：
這一百多年以來，在這世界上，中國人做人好辛苦；在中國，知識分子做知識分子，更是做得好辛苦。可在這七月一日的縱歌暢懷、逸興遄飛之後，我們的辛苦是否就走到了盡頭……
五讓上帝去發笑吧
看我的東西，無需別人說，我自己也知道，大抵沉重的內容多。倘若是想通過閱讀來獲取一個輕鬆而又有趣的故事，一段澄明而又雅致的心境，那就如同千萬不要去觸動炸彈的引信一樣，千萬不要去讀署名為胡平這家夥的東西。
上一個十年就是這樣。我尊敬的原《當代》雜誌編委、《中華文學選刊》副主編劉茵先生，在為拙作《中國的眸子》所作的序裏，這樣寫道——
這個慘烈的故事幾年來長久地煎熬著作者，李九蓮事件是“文革”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事件……他終於拿起了筆。１９８９年元旦，人們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中，鞭炮、焰火、舞會、笑顏。胡平眼前卻是黑夜、槍殺、鮮血、死亡……他的心理反差極大，經常從一個世界跳向另一個世界。握著一枝沉重的筆，他寫得異常苦澀，灰色的臉上一片死色……
眼下，又是１９９８年元旦後沒幾天。我在小半年來沉湎於寫作與修訂《千年》、《不再是秦兵馬俑的臉》兩稿之後，又將近年來的一些想法落筆此文。如果說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中，贛省千年的滄桑更迭、白雲蒼狗、興衰榮枯、長恨歌哭，還有我的父親和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都是可以言喻與難以言喻的沉重的話，本書也依然跑不出“沉重”二字！
其實，我老想起一句調侃的話：看著女人思考，上帝就會發笑。
我沒有調侃女人的意思，在我的腦海裏，它早被改成了：看著胡平思考，上帝就會發笑——
文學像一隻丟進滾水裏的大蝦，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紅得發紫。先受寵的是詩歌，詩人們宛如一群吃著上帝給的糖果、又在他老人家身邊嬉戲的孩子。旋即是小說，“傷痕”、“反思”、“改革”、“尋根”……一張張牌甩出去，無不在社會心理的牌桌上，撞出“天和”、“地和”。接踵而至的，是像狗咬骨頭一樣緊咬社會問題不放的報告文學，其反響之巨大，以致於１９８８年，全國從中央到地方的一百零八家刊物，聯袂舉行題為《中國潮》的征文，儼然文壇上也呼嘯起了一條萬裏長江。那些年裏，我和一些報告文學作家一樣，頗為興奮地沉醉於一種布道者的角色。
進入九十年代，猶如法國大革命後雅各賓專政在“熱月”裏被推翻，整個社會由圍著斷頭台的革命盛宴裏，一下集體“還俗”，中國也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和廣度，卷入了商業化和世俗化。物質層麵的東西鋪天蓋地、層出不窮地襲來，它們遠比情感層麵的東西，更比理性層麵的東西，更為實際，更為急迫，更能激發起生命的全副張力。
今天的文學境遇呢？少見堅守思想與崇高的孤城，在理性昏睡之夜不辭風寒的更夫。雖暫且未到自個兒碼字、自個兒喝彩的淒惶，但它確已被大麵積地顛覆了，顛覆為當今社會平平淡淡卻又賁張著瑣瑣屑屑欲望的一地雞毛，以及與當今大眾傳媒充滿著時尚、鼓吹著休閑相匹配的陰柔風格。
時代的廣場上，還有賣書的地攤，那攤上多數是經過文學包裝的廉價的肥皂劇。下課的鍾聲早已敲響，昔日的布道者們大都轉業。還有人圍成圈兒堆兒在聽著什麼，但圈裏堆裏走著的不是氣功師，就是三星上將一樣躊躇滿誌的股市點評師。此外，廣場上轉著的黑憧憧人影裏，多是功名利祿的一傳手、二傳手，一道販子、二道販子……到處是曼舞輕歌、觥籌交錯，到處是熊市牛市、外彙期貨，到處是關停並轉、下崗打折。無論是滿臉山青水綠的，還是眼下一臉愁雲慘霧的，即便有了些閑功夫，這功夫也多半用在了古老國粹上——嘩啦啦地壘方城，一壘，往往不知東方之既白。有多少人，會有時間並有興趣去閱讀我的沉重呢？
在一個大變革時代挪動著的龐大身影下，個人的沉重感大約是很渺小的，一如個體生命的渺小。
我在少年時遽失母親，又在中年送走父親。１９９７年裏，我數次和弟妹們一起，去市郊的青山墓園憑吊大歸的親人。在這之前，自然也經常接受死亡之唇那冰冷的氣息，比如從報紙不時刊發的訃告中，從某一位熟人頓然作古的哀樂聲裏，或是從小說、影視作品裏相關情境的描述與表演中……對於生之莫測，死之無奈，我也曾感喟聲聲，乃至清淚點點，一時離披似蕭瑟秋風裏淺吟低唱的蘆葦。可一旦白茫茫的蘆絮散去，我們曾按功名利祿，或是其它什麼原則排列起來的紛繁念頭，一下又集合了，麵對萬丈紅塵，走出一列列蟻陣般的心機……
隻有在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９日之後——
訇然地倒下了一棵大樹，頭頂上再沒有了遮日蔽風的華蓋，我和弟妹扶著那棵老樹飽經風霜的軀幹，緩緩地走向火化廳，在我們糊滿了雙眼的瑩瑩淚光裏，已閃動著日後將扶我們走進這裏的身影；在這之後，進入墓園，看那一片高高低低、鱗次櫛比的墓碑，好似煙火鼎盛的香爐裏那插得幾近密不瀉風的香腳，我們多半才能從各自林林總總的社會角色裏消解出來，以人的本原之心，去敬畏地、蘇格拉底式地思索死亡。
在這人生的後花園裏，沒有了喧囂與賁張、欣然與抱憾，也沒有了恩恩怨怨。一列列、一層層靜靜安息的，唯有已成過去式的“享年”。按著詩意的說法，這“享年”已融入了曆史，可曆史不是後人們保留的一張終將泛黃、乃至丟失的照片。曆史，大抵上隻是個趨炎附勢的小人，它匆匆地走過這裏，腳下發出走在瓦礫與碎磚上的聲音。它要趕去的，是大人物們那氣象森然的陵園，隻熱衷於在巍峨的漢白玉碑上塗上金粉。
在這裏，我們比任何時候都要明白人生的局限，清楚命運的歸程。自然，我們尚不知道自己最後是有準備進來，還是一不小心地進來；是坦坦蕩蕩進來，還是揪揪扯扯進來，但我們終究無法拒絕這條歸程。不太久前的紅袖添香、金榜題名，轉眼間已是白幡掩映下的靈柩。明明是風雲際會、酬酢紛綸的重大事件，彈指間隻剩下熒熒磷火似的光亮。若以為這感喟太悲觀太陰悒了，可在這靜謐的後花園裏，放眼滾滾紅塵中的喧囂與賁張，仿佛有百代磨洗不去的功名，萬年論說不盡的曲直，你會感覺紅塵裏什麼都不會缺，若說缺了什麼的話，缺的便是有幾分悲觀……
這時，我便會自嘲起自己筆下傾泄出來的那份沉重。
我不由得問自己：位卑言輕的你，去說那些事、操那些心幹嘛呢？人算不如天算，我意不如天意。就說我一直想找個切入點去好好寫寫的江西吧，其實，這片故土，並不會因為我的存在而情狀變得更好，亦或因為我的離去而情狀變得更糟。倘若我真能透徹骨髓地明了，在紅塵之中，有一根牢牢勾住了自己的線，或隱或現、曲曲折折地伸向了這後花園；還有眼前這塊一張桌麵大的父母墓地，在此後的幾十年裏，清明時會有幾碟供果，兩柱嫋嫋的清香，冬至來了會有一束素雅的白菊。可一過了兩代，大概這裏就會被不老的春風秋雨夷為平地……
我便會從一種所謂的“憂國憂民”之狀中解脫出來，這倒不是為著轉頭去寫那些輕鬆而又討巧、姥姥疼舅舅愛的文字。我已經有近二十年筆匠生涯了，既然不敢苟同於陰柔風格，自己卻又寫不出天風海雨、鐵馬冰河的大境界作品，我便可以識時地與寫作生活割袖斷袍了，在餘生中真能活出一種閑雲野鶴、無牽無掛的古典姿態，不也是一種快事？
我真是無可救藥了！自以為看清了當今的世態人心，又參悟了人生的蒼涼與無奈，可隻要一提起筆，或是坐在電腦前，腦海中一下雀躍起來的，大多還是早就壓迫在心上、總想棄之於腦後卻總也棄之不去的問題。
或許如性格就是命運一樣，命運真是性格？《不再是秦兵馬俑的臉》一文，已大抵勾勒了命運的風暴，是怎樣一次次地洗劫了我的家庭和青少年時代。在這裏，我隻想說，多少年裏，對往事的回眸中，實在太少溫馨卻太多嚴峻太多苦澀的我，在一種幻覺的精神舞蹈裏，總將少年時偶像的溫馨當作自己的溫馨，更當做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溫馨——
讓我們蕩起雙槳，
小船兒推開波浪。
水麵倒映著美麗的白塔
四周環繞綠樹紅牆……
這支在五十年代任何一個小學生都能夠唱的歌子，對於我的情感分量，幾近古希臘悲劇裏一個著名人物俄狄浦斯的戀母情結。它如同清冽的聖水，灑上了自己華發迸生的頭頂，還有皮膚開始鬆弛的脖子，我頓時感覺到了生命之春初始時的清純與清麗。它還如同一首母親懷抱般安詳的《安魂曲》，撫慰起我們這代人與下麵幾乎呼風來風、喚雨來雨的兩代人相比所湧起的失落：不管怎麼說，我們這代人總還擁有過一個如詩如畫的少年……
曆經幾十年了，我已經記不清《祖國的花朵》這部影片裏，第一號女主人公的名字是楊小麗，還是叫楊永麗，但每當聽到這部影片的主題歌，我的腦海裏總會浮現出她那兩條紮著蝴蝶結、隨裙裾一起搖晃的長辮子，那一對又圓又亮、火辣辣的眼睛，好似兩塊迷人的會說話的墨玉……
遙想她和小夥伴們一起泛舟於碎金點點的北海，將銀鴿與歌聲一起放飛於白塔之上寶石藍似的天空，很長時間我以為，她不但隨影片早成了五十年代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知名品牌，她本人少年的生活也應該是無比的幸福。或許，在五十年代，老百姓眼裏尚表現出某種神性的電影，也將會給她日後的人生曆程抹上某種神性，姑娘嗬，你應該是永遠的綺年玉貌，心窗上會鍍有永遠的明媚陽光！
我曾這樣想，也曾這樣祈願。
終於有一天，在一本頗有文化品位、但影響似乎還未流布開來的南方雜誌《街道》上，在它所辟出的《私人照相簿》的欄目下，我看到了一組題為《梅娘：半個世紀後的報道》的照片。這組落滿曆史風塵的照片，雖然主要交代的是梅娘這位四十年代中國淪陷區最重要作家之一的命運，卻也揭開了另一個且踟且躕、漸行漸遠的身影，她是梅娘的大女兒，正是我“曾這樣想，也曾這樣祈願”的那個女人……
柳青，看一張攝於１９４８年的照片，她大概生於１９４５年。４８年時，她父親來往於海峽兩岸，為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共產黨策反住在台灣的蒙古王爺。可天有不測風雲，來台途中沉船遇難，由此，他打扮得一個風度翩翩的生意人模樣，卻為共產黨做秘密工作，也成了以後家人說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事情。
新中國的成立，讓一家人看到了光芒萬丈的天堂，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都充滿了美好的希望。梅娘分在北京農業電影製片廠做編輯，小學還未畢業的大女兒，被挑中了在《祖國的花朵》裏出演第一號女主角。美好的時光卻如此短暫，在影片裏柳青領著小夥伴們唱出的那支歌，還在春風一樣撫摸千千萬萬孩子們紅蘋果似的笑靨，牽動他們胸前火苗般跳躍的領巾時，母親已在１９５７年的那場“陽謀”裏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並送入京郊的北苑農場勞動教養。教養期間，小女兒病死，三個孩子變成了兩個。走出高牆後，梅娘多年裏給人做保姆。“文革”中，被揪回街道批鬥，白天還得挖防空洞，這是無償的；維持生計，隻能靠晚上做繡花一類的手工。其中，頂要緊的是每月一定得留出十元錢給兒子治病。從未與父親晤麵的遺腹子，終於匆匆趕去了另一個世界見父親。走出火化場，梅娘隻剩下了大女兒……
柳青，此時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的學生，雖說是“狗崽子”，卻絕對的白皮紅心——
一張照片上，身著綠軍衣的她，在大串聯的途中學習毛選。又一張照片上，她站在湖邊，亦或是河邊，一雙赤腳，褲腿卷至膝蓋。一隻手扣著草帽的背帶，另一隻手叉在腰間，幾縷發絲微微吹開，瀑布似的陽光正麵射來，以草帽壓住的耳輪後的陰影部分，凸現出她臉上爽朗、飽滿的笑容，活脫脫是一個鐵姑娘放眼全球、戰天鬥地的形象。說明詞裏如是寫著：“照片上，她是在農村‘勞動鍛煉’的三年期間，她那時帶著強烈的原罪感，不但努力改造世界觀，還決心和‘反動家庭’劃清界線。”
柳青的最後一張照片，恰應了毛澤東的一句詩“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一間中西合壁式的客廳，一角是具有後現代風格的螺旋狀扶梯，另一角是中國古典式的圓桌、圓椅。靠近鏡頭的是，一方猩紅色的地毯，一個同樣顏色的皮沙發上，坐著一身白紗裙的她，看麵容不過是四十出頭的人。她伸手可及處，則是一個白色皮草做的巨型圓台。後麵的兩扇落地長窗上，展現了春夏時日大洋彼岸多倫多一個肥碩蔥蘢、綠意如海的倩影……
好些日子，我丟不下這本雜誌，神差鬼使地找到那兩頁翻了又翻，捧在手裏的，像是一個實在不願看到，可一旦發現了卻又無法回避的、有了裂紋的宋代瓷瓶，或者說是一個擊中了心髒、正在漸漸失去血色的童話。
不知道這代人裏其他人看了這組照片後感覺如何，但對我而言，我既唏噓於曆史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真懷有一顆鐵坨般的粗礪之心，就是在我們視之為清冽、清純、清麗的“聖水”裏，它也要摻假；又自嘲於自己曾癡迷於那精神舞蹈裏的荒唐，在一個久久地無視綺年玉貌、日愈驚飛明媚陽光的年代裏，雖有特殊，也有偶然，但人們的生存空間很小，最終每一代人裏，都說著差不多的台詞，表演著差不多的命運……
默默地，五味俱全地，咀嚼著她以及我們這代人充滿撞擊、充滿反差、充滿悖論的人生。我最後的一點幻覺，就這般砰然落地了！
看柳青的最後一張照片裏：她架起一條腿，斜靠著沙發，烏雲般蓬鬆的濃發下，是一張顯然經過精心修飾的白皙的臉。眼睛裏流露出幾分寧靜、幾分慵倦外，還淡淡溢出一份釋然，那是一份無論靠堆砌犬牙交錯似的運動、鬥爭，還是靠自己無比真誠的“贖罪”，具有矯情意味的“改造”，都最終無法阻擋人的本性流露的釋然，人的本性裏，便有這麼一條——水向低處流，人往高處走。
這份釋然，在我看來，更有這樣的意味——
一個人總要講真話，無論講過多少假話去麻木自己，亦或去麻痹別人，但總歸得恢複講真話的時候；
一個國家，無論有過多少主義的折騰，多少理想的試驗，最終總要成熟起來。這份成熟，其實往往表現為一堆龐雜理論的刪繁就簡，返樸歸真——即讓自己的人民，都能獲得一份尊嚴、自由和體麵的生活。
在所謂老三屆一代人蒼茫的命運之堤上，六十年代大麵積地塌方，裸露著的暗紅色創麵上，久久為一片寧靜的慘烈。七十年代的沿岸則是北風嗚咽，衰草顫動，彌漫著精神上一片如霧的蒼涼。在青年時代被虐、也自虐得慘不忍睹，在原本多汁多情、氣韻鮮活的青春，被傾泄而下的混凝土覆蓋得啞口無言之後，我們這代人自以為可以拿得上台麵的，就是精神故園般的五十年代了。但此後，當我回過頭來，遙望這一代人那風雨迷蒙的“故園”時，不會再有一支天籟似的旋律，在心中悠悠地升起……
可能我可以徹底戒煙，我卻無法磨滅曆史在這一代人身上打下的烙印。
可能我可以從此放棄人生的一切夢了，我就是無法放棄一個蒼然、古毅的夢——即殷殷翹首於漸行漸近、隱隱已見幾分酡紅色的新世紀裏，崛起一個繁榮、科學、民主的中國。
自然界有物種分配、能量守衡的規律，我相信社會界也絕對存在著這一規律——
一個時代，哪怕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拒絕沉重，可總得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守望並解讀沉重。否則，社會便是一隻輕飄飄的舢板，極易在風浪中傾複……
這裏，我決沒有誇張自己的意思，我最怕別人看我有幾分憂國憂民之態，便以為我也是個殘存的理想主義者。其實，我也是那時代廣場上一雙眼珠子到處骨碌碌轉的人，除了不打麻將，在有些憂國憂民外，沒少憂過自己的口袋。在打量所謂的俗世時，我並不存在半點紳士般的道德優越感。首先是因為命運給了我這樣一個骰子，也因為我實在無甚所長，唯有這一枝不會生花、更不會錦上添花的禿筆，便被一隻冥冥中的手，給打發到這百分之一裏來了。倘若我連當今現實生活中常常折射出的曆史的沉重，都缺乏幾分敏感，我就如許多企業裏的老三屆弟兄們一樣真正下崗了，他們下崗，可能還有新的活命手段，而在我，隻能是一具行屍走肉。
可能我的長處，隻是我有些個性：即便我位卑似一粒沙，可無論被掃去了哪裏，這也是一粒總在思想的沙。還有，我雖然早晚要進哪片人生的後花園，可在這之前，我能夠想為什麼不想，能夠實話實說，幹嘛要緘默無言？正因為生命的渺小與無奈，我才更珍惜眼下這份率思而發、率性而為的人生痛快！
讓上帝去發笑吧，好在我總能在時下每天令人耳暈目眩的資訊大潮中，看到一些讓我心裏為之一熱的東西，比如我常懷敬意讀過的朱學勤、李輝、鄢烈山等諸先生的一些文字。最近的，也刊載於去年最後一期的《南方周末》上，在標題為《莫忘李九蓮》的一文中引用了兩段話，係作者邢小群引自廣東作家筱敏最近出版的《女神之名》散文集裏的兩段話——
……她是一位自覺的承擔者，她對命運自覺作出合乎個人尊嚴的選擇……她的思想在今日的學者的眼中，遠說不上成熟。然而今日的學者們思想的權利，以及拿前人的思想做學問的權利，是許多如她一樣的被槍殺者爭奪來的……我們的幸存，是由於有人在我們前頭承擔了不幸。
……我以為我一輩子都不可能遺忘這個故事。然而１９９６年初，當我再一次從一份雜誌中讀到李九蓮這個名字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僅僅在很短的幾年裏，實在我們已遺忘得太多了。
終究，在新春的焰火、鞭炮又要像錦簇的花團，在東方這片古老的大地上鋪開的時候，有人說出了五個字：莫忘李九蓮。
而莫忘李九蓮，正是——
莫忘沉重
１９９８年元月１０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