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第一個版本，完成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時，我既與建築毫無關聯，也沒有什麼建築師朋友。因此，在我寫作《作為隱喻的建築》時，這也僅僅隻是“作為隱喻的建築”，我是將此作為哲學或文學批評來寫的，做夢都沒想到建築師會閱讀它。
但令我驚訝的是，建築師磯崎新高度評價了我的論文，並把它推薦給了美國建築師彼得·埃森曼。後來，他們邀請我擔任1991年至上世紀末10年間在世界各地召開的名為ANY的建築師國際會議的常任會員。我的書還作為建築理論係列的第一本由MIT出版社出版發行。我因此突然間結交了國內外眾多建築師。我多少了解了些現實建築方麵的知識，就是在這以後。
但再說一遍，在寫《作為隱喻的建築》時，我並未對建築作任何具體的思考。我隻是對城市規劃有些興趣而已。實際上，我在本書中列舉的建築師或建築批評家僅有兩人。他們是《城市不是樹狀結構》的作者克裏斯托弗·亞曆山大以及《城市經濟學》的作者簡·雅各布斯。他們都對城市規劃（Planning）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們的著作超越了建築或城市設計問題，引起了我哲學的、政治學的興趣。
建築自古有兩個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宮類的廟堂。一方麵是個人的，另一方麵則是國家的。這兩極至今猶存。比如建築師從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開始建築紀念性建築。與此相比，城市設計又怎樣呢？在一定意義上，它處於住房與廟堂兩極的中間。
城市設計不同於住房建築之處在於，它把建築看作是多個住房或建築相關聯的整體，即建築在此是“社會性”的存在。另一方麵，城市規劃也不同於紀念性建築。後者象征著國家以及祭祀的權力，而城市規劃則是“社會性”的。盡管如此，城市規劃往往從相同於紀念性建築那樣的國家視角進行，即它整體被“自上而下”地計劃、控製著。
亞曆山大數學式地揭示了人工設計城市相對於自然成長城市所具有的致命缺陷。他指出：基於規劃的城市都是“樹狀”結構，與自然成長的城市相比它過於簡單，因而生活於這樣的城市中的人們容易患上分裂症。
當然亞曆山大並非反對規劃本身。他隻是批判了僅僅依靠理性來設計社會的傲慢而已。規劃是必要的，因為沒有規劃，城市會出於資本利益而肆意開發。規劃是必要的，同時對其進行“批判”即認識到其局限也不可或缺。亞曆山大和雅各布斯分別為我們指明了這一點。相對於亞曆山大的抽象理論，雅各布斯作出了具體的實踐。
雅各布斯是一名從正麵反對20世紀50年代在紐約推進的城市再開發，並發起了市民運動的建築記者。新的城市開發基於被稱作“分區”（Zoning）的思想，它以辦公區為中心，把街道分為各種區域，在郊外設立住宅區。住宅區通過機車化（motoriZation）與中心相連。如今，世界所有城市都通過雅各布斯所批判的分區以及機車化進行開發以及再開發。她對此進行了批判。按照她的觀點，新舊建築的混合、住房與辦公室的混合、各個階層以及民族的混居才是城市的魅力以及活力所在。她並非反對城市規劃本身，因為她的方案也是城市規劃。但是她的規劃不是為了國家以及資本，而是為了民眾的人性生活。後來，雅各布斯在60年代末因反對越南戰爭移居加拿大。直至90高齡，她都作為批評家、實踐家，在反對多倫多的城市開發運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