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對中國的看法
中國位於印度的東北部，是印度最大的鄰國。比起其他眾多小的鄰國，人口和麵積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的中國長期以來被印度視為其安全與外交上不可忽視的因素。的確，與中國對印度的淡漠態度形成明顯反差的是，在印度人、特別是在政治精英的眼中，中國一直是自獨立以來印度外交政策、安全戰略的關鍵所在。對待這樣一個鄰國，尼赫魯也曾試圖將其視為第三世界國家中可以團結的“兄弟”。不幸的是，20世紀50年代末，尼赫魯對西藏的態度和在邊界地區實行的“前進政策”卻將一個“團結的對象”變成了戰場上的敵人。戰場上的失敗使印度人將中國列入安全威脅的行列，也使他們看待中國時帶有感情的成分。40多年來，雖然一些印度的分析家們力求客觀地看待中國，還中印邊界衝突的曆史以本來麵目。需要指出的是，與中國的情況相似，印度的國防分析家沒有完全否定在一些國際問題上中國與印度有著共識，並主張要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的關係。甚至一些人還建議在某些政策上印度模仿中國，如與美國關係、核政策等方麵。但中國威脅論在印度有著不小的市場，輿論也多多少少被一種“中國疑慮症”所纏繞。多年來，印度媒體不時出現關於“中國威脅”的報道。1998年，費爾南德斯的言論就集中體現了印度精英們對中國揮之不去的疑慮，他所表達的內容也反映了這種疑慮的主要方麵。第一，邊界問題。中印邊界戰爭使印度麵臨腹背受敵的戰略處境，西北部是宿敵巴基斯坦，東北部是中國。雖然1962年戰爭後兩國間除1986―1987年在東段的桑多洛河穀發生的比較激烈的摩擦外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但是，印度仍對中國不放心並加緊邊界地區的軍事建設和部署。一些印度人還把邊界問題至今沒有解決的責任推到中國方麵。他們認為，中國已經與俄羅斯、與中國接壤的三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越南等國簽署了解決邊界分歧的協定，唯獨不願與印度有所突破，並以此作為中印關係的進展僅為“控製衝突”根據。
另外，印度還擔心中國插手東北部一些地區的反政府活動。第二，核武器威脅。印度人認為在常規力量與軍事技術方麵，中國對印度沒有明顯的優勢，特別是在邊界地區，印度甚至超過中國。但從整體軍事力量來看，尤其是核武器與導彈的發展上，中國無疑走在前麵，而且中國還在繼續發展。中國擁有290萬―世界第一大陸軍，在朝鮮戰爭、中蘇戰爭中顯示了這支軍隊的意誌與實力。中國的核方麵也已具備了三位一體的打擊力量。目前，中國的核武器的射程可以覆蓋整個印度國土，而印度射程最長的“阿格尼二型”導彈還打不到北京。雖然核試驗後，印度已成為事實上的核國家，但要趕上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對印度來說，中國的核武器和導彈計劃對印度的長遠安全利益構成了最緊迫、最嚴峻的威脅。長期以來，印度一直把印度的核計劃與核政策與中國掛鉤，他們認為，“印度的核計劃主要源於中印關係”。近幾年，一些印度人更指責中國在西藏部署了針對印度的導彈，對印度構成直接的威脅。雖然這一指責受到人們的質疑，但是一些印度分析家仍堅持這些導彈“在政治和心理上對印度的影響不能低估。
第三，中國通過加強與其他南亞國家的戰略合作抗衡印度，並將它的在安全上的注意力集中在南亞地區內部，從而減輕中國西南邊境的安全壓力。印度認為，中國從中印戰爭後就開始與巴軍事合作，以彌補巴國防力量與印度實力上的差距。在1965年和1971年，中國兩次印巴戰爭中在中印邊界上給印度以壓力，以配合巴基斯坦的行動。雖然近年來中國在克什米爾問題上逐漸調整政策，從公開支持巴基斯坦轉向比較中立態度，但自20世紀70年代向巴轉讓核與導彈部件及技術在相當程度上幫助巴抵消印度的常規力量優勢和核計劃。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還加強了與緬甸軍政府的交往，並在其所屬的Coco島和Hyunghai島上設立雷達站及其他設施，把軍力投射至孟加拉灣，以監視印度在印度洋的行動。不僅如此，中國還一直支持尼泊爾等其他南亞小國對印度的抵製。據此，他們得出結論―中國試圖對印度實施戰略上的包圍。換句話說，盡管巴基斯坦是印度現實而緊迫的安全威脅，但是中國無疑是潛在的、更嚴重的威脅。這種看法隨著冷戰的結束和中國在世界上經濟與政治影響的不斷擴大以及印度的“民族主義”的抬頭而日益流行。有人預測，隨著中國整體軍事實力的增長及“深海”海洋戰略的實施，中國海軍不可避免地要向印度洋擴展，這無疑會對印度的傳統勢力範圍形成威脅。綜合以上看法，印度普遍認為，近年來，雖然中印關係得到了改善，但其未來會出現地緣戰略上的對抗，至少是競爭的局麵。
應該指出，印度對中國的看法，特別是對中國對印度安全上的疑慮更多的是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而非把中國作為其實實在在的威脅。更確切地說，印度與其是擔心中國對印度安全的威脅，不如說是印度對過去20年來本身的戰略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對中國經濟騰飛與國際地位的提高而造成的中印實力與影響力差距的加大感到“不舒服”的反映。毋庸諱言，經曆過1962年邊界戰爭和冷戰期間中印在邊界地區的偶發小衝突，印度對中國存在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時也應該承認，中國願意與印度和平相處，沒有也不想對印度的安全構成任何挑戰；即使在1964年掌握了核武器後，中國從沒有向印度進行過核訛詐、核威脅；冷戰結束後又積極促進中印關係正常化，中國的南亞政策中也越來越多地考慮印度安全的擔憂。事實上，在一段時期印度官方也沒有公開提及“中國威脅”。現為美國政府印度問題顧問的阿什利？泰利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印度的核試驗、發展核威懾及加速其久拖不決的常規力量的現代化進程經常使人得出結論說新德裏現在視北京是國家安全‘清楚和現實的威脅’。但事實並非如此。不可否認，在印度首都無論是個人、還是思想庫或者學術團體到處可以聽到中國威脅有多麼嚴重的聲音。但是，這些指責通常要麼根據西方有關北京幫助巴基斯坦發展核與導彈項目和在緬甸的活動的報道，要麼是對快速崛起的中國一種遠期的擔心，害怕中國實力在各個領域都大大超過印度時反過手來完成‘國家統一大業’……一個沒有受到充分認識的事實是，在基本的安全方麵，印度實際上還相對強於中國”。美國著名的南亞問題專家史蒂夫？科恩就認為，在印度，“如有任何疑慮存在，那就來源於中國比印度速度更快的經濟增長和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印度外長賈斯旺特？辛格在他任職前給《外交事務》季刊所寫的文章中也承認，“中國的崛起以及印度與巴基斯坦關係持續緊張使80年代和90年代成為印度極為麻煩的一段時期”。
概括起來，印度的這種“不舒服”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麵：
（1）印度與中國同樣是人口大國，軍事大國，土地麵積也不小，但在世界政治中的影響卻遠趕不上中國。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被視為地區性大國。而印度的影響僅僅局限於南亞地區，這與印度本身的實力不相符。冷戰結束後初期，由於失去蘇聯的戰略支撐，印度一度為其地位被邊緣化而倍感失落。而中國也不把印度作為發展中的多極世界中的一極看待，印度人認為，在中國人眼中，隻有美、俄、中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國。這使印度感到不舒服。
（2）冷戰結束後，兩個超級大國對南亞爭奪告一段落，這本來是印度南亞大國地位進一步鞏固與提升的大好機會，但印度爭當地區、甚至是世界大國的雄心卻被與巴基斯坦無休止的對抗所禁錮，無法脫身。而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建設的成果正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中國的軍事實力也在快速發展，中印之間實力的距離明顯拉大。印度對此產生憂慮，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這種憂慮尤其明顯，因為當時的印度正處於國內政治動蕩，經濟發展停滯時期。
（3）在1998年核試驗之前，印度由於長期堅持核門檻政策，並與巴基斯坦進行隱蔽的核競賽，因而受到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而此時，中國正積極加入到國際軍備控製體製中並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它作為核國家的負責任態度受到廣泛肯定；而印度仍置身於國際軍控體製之外，並對一些條約持批評態度，有時甚至阻撓條約的達成，這無疑損害了其在多邊外交領域的形象。另外，在核問題上，特別是在《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談判和簽約問題上和1998年印度核試驗問題上，印度認為中印之間的立場極其對立，中國有時還帶頭發起對印度的指責。
三、結論
中印兩國，一個被稱為“崛起的大國”（rising power），一個被稱為“正在出現的大國”（emerging power），對亞洲乃至世界的穩定與安全有著重要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隨著兩國力量的增長而增長。因此，兩國關係越來越受到矚目。一個成熟與穩定的關係需要兩國人民客觀而現實地看待對方。從中國的角度講，形勢的發展需要中國人祛除偏見和固有的模式，用新的眼光、新的視角去看印度；從“漠視”到“正視”我們身邊這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理由是：第一，印度近年來的經濟發展，軍事實力的增長已經不允許我們僅僅從邊界、西藏的角度審視印度。的確，印度的導彈能力、航天技術的迅速提高預示著它對中國安全的意義將會超越局部（西南邊陲）的地理界限。阿格尼係列導彈的射程已經達到2500公裏。印度軍方已經明確表示在不久的將來會試驗遠程彈道導彈。第二，印度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作用的提升是我們麵對的現實。一方麵，美國在拉攏印度，使其成為自己推行亞洲政策的一個戰略合作夥伴；另一方麵，印度也向美國靠攏，在一些有關國際安全的問題上，如：美國的導彈防禦，反恐問題上都力圖取悅於美國。雖然，目前印度的主流觀點仍然是要保持國家決策的獨立性，但不能否認的是，一些安全問題專家中，與美國搞某種形式的同盟關係的觀點頗有一些市場。不管美印關係會走多遠，我們的戰略家們都應該意識到形勢的發展對中國的影響並尋求適當、適時的對策。應該超越“睦鄰”的概念，用戰略的眼光看待印度。第三，近年來，印度將戰略視線擴展到南亞之外。它的“向東看”戰略，與日本等國的合作，加強海軍軍事部署及與台灣接觸等動作都值得關注。與之相聯係，印度對華戰略的著眼點也在試圖超越邊界和西藏問題，把目光放在更廣的範圍內。這裏並不是在宣傳“印度威脅論”，因為筆者並不認為印度的一些動作的意圖完全是針對中國。
從印度的角度講，40年前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使一些印度人看中國時多了一份感情色彩，進而對中國持疑慮和不信任。這也妨礙了印度人客觀、實事求是地看待中國。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印度一些人也加入到宣揚“中國威脅論”的隊伍中來。其間，印度領導人在1998年核試驗前後不時流露出的“中國威脅論”與近年來中印關係顯著改善的積極勢頭是不相稱的，也不能反映印度許多防務人士的真正想法。實際上，印度主流觀點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懼怕中國，但“中國威脅論”在印度核試驗前後卻被領導人和分析家掛在口頭上，這樣做的結果隻能招來中國人對印度動機的懷疑。
綜上所述，中印雙方隻有客觀、現實地看待、判斷對方，才會製定正確的政策抉擇，中印關係也才能得到穩定和健康的發展。
本文為2003年12月，參加香港大學亞洲研究所舉辦的第三屆中印研究機構圓桌會議提交的論文。
作者簡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主要的教學與研究領域：國際軍備控製與裁軍、南亞地區的核問題與安全。參與撰寫的著作有：《南亞政治與經濟發展研究》、《Arms Control in South Asia after the TestBan》（美國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與南亞國家關係》等。
中國的南亞政策：平衡與穩定作用
趙幹城
中國的南亞政策是由它的周邊戰略決定的，形成中國周邊戰略的基礎是中國對其緊鄰地區的發展與趨勢的判斷。自中國新一屆領導層2002年10月形成以來，維護周邊穩定的“以鄰為伴”政策成為中國周邊戰略的重點，這涉及中國對周邊地區的兩個基本判斷：其一是中國20多年來的高速發展對鄰國是有利的；其二是中國的發展需要鄰國。在這個背景下考察中國周邊地區的發展，盡管南亞地區算不上中國周邊戰略的頭號重點，但該地區對中國的根本國家利益仍具相當的重要性，這既有曆史遺留的因素，也有現狀的發展涉及的利害關係。因此就有必要回顧某些曆史的教訓和經驗，針對次大陸迅速變化的形勢，尋求新的見解，旨在考察中國是否有可能在那裏發揮一種合適的作用，以及中國是否應更積極地參與南亞地區的事務。
一、地緣政治與曆史遺留因素
中國的南亞政策是在中印間出現西藏問題時才逐漸形成的。20世紀50年代初，成立伊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派遣軍隊和平入駐西藏，對此新德裏感到難以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式來應對。根據印度學者的研究，在印度決策者中關於如何對付中國有過激烈的辯論。如現已出任印度外長的納塔瓦？辛格在將近半個世紀過去後回顧印度的處理方式時所說的：“我們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並不是領土問題，它的核心是我們如何運作與控製我們的外交政策。”印度對華政策的運作與控製或許應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其焦點是西藏的主權問題，印度不承認中國擁有這個主權。對中國來說如何來理解印度的政策確實是一個問題。大部分中國人覺得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是沒有問題的，盡管也有不少中國的政治精英懂得自大清帝國瀕臨崩潰以來，中國在西藏的主權一直受到嚴酷的挑戰。當然印度無論是殖民時期還是獨立後在西藏確實有較大的影響，但中國似乎並不認為這就可以構成印度挑戰中國的主權，換言之，在任何情況下印度也沒有可能提出類似的主張。因此令中國關注的是印度的動機。
印度的動機也許必須放到地緣政治的層麵上分析。自第一次印巴戰爭後，就印度的國家安全而言，它的西部邊境麵臨著較大的壓力。新中國的成立並沒有觸及印度的這個敏感點，但北京決定派軍隊和平入駐西藏，這從印度看來，是改變了地緣政治形勢。根據印度方麵解密的文件，當時新德裏的決策者對這個問題有過激烈的辯論。頗具代表性的觀點是內政部長帕特爾所說的：“我們（印度人）所了解的西藏消失了，中國的擴張到了我們的家門……中國不再分裂，而是統一強大的，在北部和東北部沿著喜馬拉雅山脈展開……雖然西麵和西北麵對安全的威脅仍如以前那樣突出，但在北麵和東北麵已形成了新的威脅。因此，在曆史上第一次，印度的防禦必須同時集中在兩條戰線。”把成立伊始的新中國視為對印度的迫在眉睫的威脅，這裏麵含有一些新的東西，似乎是基於地緣政治的評估，而不是曆史推演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