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一節 本地曲種
四川清音
“四川清音”即“清音”。新中國成立後，為區別其他省份所流行的同源曲種，如“安徽清音”、“山東清音”、“江西清音”等，突出其地方文化特色而冠以“四川”二字。
“清音”係承襲明代的“小唱”（亦稱小曲、小調或時曲、時調），清初流行於北方各省，後隨清王朝統一全國而流向南方及西南各省。這在清人的一些筆記中多有記載，如劉廷璣的《在園雜誌》說：“小曲者，別於昆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一變為［劈破玉］，再變為……在北則始於［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邁，其調悲壯，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清李鬥《揚州畫舫錄》進一步說明了“清音”的演唱及其腔調，謂：“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動而歌。最先有［銀絞絲］［四大景］［倒板漿］［剪靛花］［倒花籃］諸調……又有以傳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類譜為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演唱者多為女性，故唱“小曲”的藝人稱為“琵琶女”、“女清音”（見《清詩鐸》卷26，《琵琶女》《女清音》詩）。
“清音”在其流傳過程中，由於受地方文化及風俗的影響，不僅演唱風格（曲調、語音等）發生了一些變異，連稱謂也出現了一些變化。除一些省區仍稱“清音”外，則出現了“調子”、“小調”、“曲子”、“小唱”以及按伴奏樂器而稱“唱琵琶”、“唱月琴”（或直呼為“琵琶”、“月琴”），或按藝人組合形式而叫做“唱海湖”、“海湖班”等稱謂。這些名稱在它傳入四川時統統帶入，形成了四川曲藝曲種中唯“清音”有多種名稱的現象。
“清音”傳入四川大約在清康熙年間（1662—1722）。江南華亭（今上海市）人陸箕永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任四川綿竹縣令，在他的詩文中談及此。曾作《綿州竹枝詞》十八首記述當時當地的民情風俗。其第四首雲：“窄袖寬衣袴褶長，綠雲新樣窈娘妝。筵前唱徹回波曲，乞取青蚨作打廂。”（“青蚨”錢的代稱——引者注）。詞後有作者自注：“俗有唱婆子，多二八雙鬟，於酒肆席間賣唱，任人調戲，蓋土妓也。餘嚴行禁止，今盡他去。”注中所謂“唱婆子”即指唱“清音”或“小曲”藝人，因被禁而又流浪到其他地方，即“今盡他去”，這正是孫源湘《女清音》詩中所描寫“張燕燕、李鶯鶯，曆一處更一名。門前三日車馬稀，一帆又向他州飛”的情形。詩文中對民間藝人的輕視與侮辱，這是作者立場使然，且不管他。但詞中對藝人的性別年齡、裝束打扮、賣藝方式等的生動描寫卻給我們留下了一份形象的史料。康熙後，四川的經濟得到進一步的恢複與發展，“清音”等民間藝術也得到了發展與繁榮，各地均出現“吹彈夜夜亂如麻”（清吳好山《成都竹枝詞》）的局麵。“清音”逐漸流行於四川各地的大小城鎮，尤以成都、宜賓、瀘州、重慶、江津、涪陵、萬縣等水陸碼頭為甚。如清人何錫璠詠《瀘州》雲：“餘甘渡下月籠紗，兩岸人家水一涯。何異秦淮三五夜，蕩舟處處聽琵琶。”清人呂燮樞《渝州竹枝詞》也說：“城中商賈競繁華，土著居人俗習奢。深巷夜涼風定處，紅燈相對撥琵琶。”甘丙昌的《渝州竹枝詞》記敘則更為寬泛：“禹穴塗山繁訟滋，支祁汪罔等傳奇。茶棚酒肆紛弦索，盲女能彈花鼓詞。”清六對山人的《錦城竹枝詞百首》說得更明白，他說當時成都人“都愛廖兒《哭五更》”。這《哭五更》便是“四川清音”中傳唱至今的一支曲牌曲詞，“廖兒”即是指藝人廖貴。綜上所述，說明兩百多年前“清音”即在四川各地廣為流傳。
根據筆者對“四川清音”多年的研究以及現存“清音”大量曲詞、曲牌（音樂）表明：四川清音是以流行於陝西農村的“眉鄠清唱”（眉鄠戲的前身）為主傳入四川並兼收並蓄明清以來的俗曲及川劇音樂、劇目、江南小調，在長期流傳中逐步融合形成具有四川語言、語音特點的民間曲藝形式。①
初始，藝人一二人或兩三人於茶寮酒肆作場賣藝，時聚時分。至清末民初便出現了清老師（教師兼伴奏）、抱姑娘（收養或買養女童習藝）組成家庭班社，其規模少則三五人，多則七八人或十餘人。如成都的刁家班、周家班、柯家班、清韻社、清雅社等；重慶的劉家班、文家班、溫家班、羅家班等；合川的明德堂；簡陽的蘇家班；資陽的鍾家班等數十家，其餘各地臨時分合的班社已無從稽考，也無法統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