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西傳阿拉伯及其影響
在近代醫學誕生以前，世界主要文明古國都曾出現過建立在經驗和主觀判斷基礎上的傳統醫學。中醫也屬於傳統醫學範疇，承載著中國古代人民同疾病作鬥爭的經驗和理論知識，是在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思想的指導下，通過長期醫療實踐逐步形成並發展成的醫學理論體係，被譽為中國的“三大國粹”之一。在中國與阿拉伯長達數個世紀的接觸中，穿梭於歐亞大陸兩端的阿拉伯人從中國帶回了大量的醫學知識以及數百種藥物。中醫的醫理和診治方法逐漸為阿拉伯人重視，並被有效地吸收和應用。中國的黃連、大黃、肉桂、生薑、土茯苓、沉香、麝香等藥材沿著絲綢之路，先後傳到了中亞，並為阿拉伯人所掌握其性能與使用方法。
一、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交往概況
阿拉伯人生活於歐亞非三大洲的戰略要衝地帶，自古以來就是連接世界貿易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通道。約在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以後，阿拉伯民族逐漸由蒙昧步入文明進程，並以一個強大帝國的形態出現在曆史舞台上。阿拉伯帝國極盛時期，橫跨歐亞非三大洲，幅員1300萬平方公裏。阿拉伯人在帝國興起之初就以一種很低的姿態如饑似渴地向周邊的民族吸收先進文明成果，對於異族文化也持寬容與兼收並蓄的態度。穆罕默德曾有訓示，“要尋求學問，哪怕遠在中國”。曆任哈裏發也大都重視對古希臘羅馬文獻的翻譯和學習，麥蒙哈裏發還興建了像智慧宮這樣的學術機構來專門研究介紹先進文化。不論是先知的教導，還是哈裏發的推動，都將阿拉伯人以一種後起的姿態迅速地推入了文明進程，並最終成為中世紀的文化高地。另一方麵，阿拉伯地區自然條件惡劣，高溫幹旱，既不利於農業生產，也缺少遊牧的條件，於是在石油尚未被認識和利用以前，經商、貿易，乃至擴張和掠奪就成為了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在中世紀一個常見的景象就是身著白袍的阿拉伯人駕著大篷車往返穿梭於歐亞大陸兩端，在中國他們販賣香料、珠寶，在西岸他們又帶來了東方的藥材和瓷器。於是，對先進知識總是充滿渴望而又能廣泛的接觸各民族文明的阿拉伯人不自覺地充當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有史記載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交往開始於正統哈裏發時代（632—661年），在倭馬亞王朝（661—750年）和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時達到鼎盛。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王噉密莫末膩（即第三任哈裏發奧斯曼）初次遣使中國，“自雲有國已三十四年，曆三主矣”。661年，倭馬亞王朝建立，因其尚白色，故唐代稱之為“白衣大食”。唐朝與倭馬亞的關係頗為複雜。一方麵，倭馬亞王朝及其派駐伊朗東北部呼羅珊的總督不斷遣使入唐，以交友好；另一方麵，倭馬亞王朝在完成呼羅珊的征服之後，即以呼羅珊為基地繼續擴張，向東向北推進，與唐王朝對峙而立。當時的呼羅珊總督曾向部將穆罕默德和古太白許諾：誰先踏上中國領土，誰就出任統治中國的總督。713年前後，二人分別在印度西部邊境和中亞地區建立了阿拉伯人的統治。而與此同時，吐蕃人也進入中亞，與大食爭雄。於是，在8世紀上半朗，唐朝、吐蕃和大食在中亞地區屢次發生錯綜複雜的糾葛與衝突。
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因其色尚黑，故唐代稱之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在東部伊斯蘭世界穩固地統治了500年之久。正是在阿拔斯王朝時代，中國與阿拉伯的文化交流達到最興盛的時期。中國和阿拉伯文化交流的盛世開端於怛羅斯之戰。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年），因西域藩國石國“無番臣禮”，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芝領兵征討。石國後求救於阿拔斯，於是唐軍與阿拔斯軍隊會戰於怛羅斯。怛羅斯之戰最終以唐軍慘敗而告終，大批唐兵被阿拉伯軍俘虜。這次戰役對於中世紀文化交流意義重大。中國被俘士兵中有大量的工匠，他們被帶往阿拉伯地區，因而也就把中國的科學技術文化傳播開來。中國造紙工匠協助阿拉伯人在撒馬爾罕開辦了造紙廠，將造紙法傳入了阿拉伯地區。阿拔斯都城庫法也有許多中國的技師在那裏操作，杜環曾記述：“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繯、呂禮。”怛羅斯之戰並沒有使唐朝和大食的關係交惡。唐天寶十一年（752年）十二月，黑衣大食謝多河蜜遣使來朝。唐政府還隆重授予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勳位，並開創了阿拔斯王朝自詡的中阿關係“新紀元”。接著，在天寶十二年（753年）一年之中，有4次大食使者入長安；以後又連續5年，每年都有大食使者入唐。可見唐朝與阿拔斯的關係相當密切。安史之亂時，阿拔斯王朝還應唐肅宗之邀，派兵援唐，平定安、史叛軍。
盛唐時期，阿拉伯對華關係的另一個重要方麵是兩國的經濟往來尤為繁盛。特別是8世紀以後，中國和阿拉伯之間的貿易往來空前活躍，陸路和海路兩途，往來商旅絡繹不絕，在陸路，阿拉伯帝國橫跨東西，境內交通暢達，並且輔有完善的驛道製度，為運輸物資、商旅往來提供了便利。據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記載，溝通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幹道是著名的呼羅珊大道。這條大道從巴格達向東北延伸，經哈馬丹、賴伊、尼沙布爾、木鹿、布哈拉、撒馬爾罕、錫爾河流域諸城鎮而到達中國邊境，與中國境內的交通路線相連接。這條呼羅珊大道的路線，就是絲綢之路在蔥嶺以西最主要的一大段路線。通過呼羅珊大道，大批阿拉伯商人，包括波斯商人，成群結隊地來到中國從事貿易活動，進入甘陝一帶，有的甚至深入四川，東下長江流域。唐三彩中有許多隨葬用的胡俑，尼沙布爾和賴伊等地出土的唐五代越窯青瓷和長沙窯彩繪盤，以及撒馬爾罕成批出土的唐瓷，都反映了當年陸上運輸繁忙的景象。西安唐墓發現了波斯薩珊王朝庫思老二世銀幣，新疆境內也大量發現了波斯、阿拉伯錢幣，這都反映了當時中阿商品貿易的繁盛。
8世紀以後，海路的重要性逐漸超過陸路。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取道馬六甲海峽北上交州和廣州。這些來華的波斯和阿拉伯商船大都是從阿曼的蘇哈爾或波斯灣北岸的屍羅夫起航，沿著印度西海岸，繞過馬來半島，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唐代外國商舶多聚於廣州。《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鑒真也描述了在廣州所見珠江中停泊的婆羅門、波斯、昆侖等各地船舶，“不知其數”。按張星烺考證，廣州港一年有80萬人進出參加貿易活動。可見當時廣州對外貿易之繁榮。中國稱阿拉伯商船為市舶或互市舶，政府在廣州派駐宦官，專門管理，稱為市舶使。隨著對外貿易的擴大和唐朝中央政府采辦方麵對外依賴性的增大，市舶使的地位甚至提高到可以與嶺南節度使相提並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