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高校輔導員製度的曆史回顧
我國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的發展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特別是政治背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每一時期，國家政治大氣候的變化都會帶來輔導員隊伍建設的變遷。可以說，輔導員隊伍建設的每一步曆程都反映著當時的時代背景。
一、高校輔導員製度的萌芽階段（1924年～1949年）
雖然高校輔導員製度建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在軍隊中開始了“政治指導員”製度的探索，從黃埔軍校政治指導員的嚐試到南昌起義的政治指導員製度形成，以及秋收起義“支部建在連上”的“黨代表”製度，我軍政治指導員製度從建立、發展和完善經曆了較長的曆史過程，對提高人民軍隊的戰鬥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1.黃埔軍校政治指導員
政治指導員製度是中國共產黨加強人民軍隊建設的製度創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具體幫助下，建立了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黃埔軍校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軍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後派周恩來、聶榮臻、惲代英等多名同誌到軍校擔任政治教官，出任政治部領導職務。周恩來在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期間，在其主持下，政治部製定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教育大綱草案》、《本校政治部政治指導員條例》等係列製度，在《黃埔軍校組織條例》中規定，政治部專司本校政治教育訓練事宜。在政治部下設立總務、宣傳和黨務三科，其中黨務科就配備有政治指導員若幹名。當時黃埔軍校采取軍事與政治並重的教育方針，政治指導員的主要任務是在政治部領導下加強學生政治訓練，政治指導員是給學生講授政治課的專職教官。政治課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主要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以此來傳授革命的基本理論，培養師生的革命思想。同時，為了加強國民革命軍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周恩來主持製定了《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在軍隊中創造性建立了黨代表製，使軍隊麵貌煥然一新。軍隊黨代表實際是政治指導員，說明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我黨就已開始在黃埔軍校學生中進行政治指導員製度的探索。
2.南昌起義中的政治指導員
第一次國內革命失敗後，我黨開始了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的新時期。為了加強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在南昌起義爆發前夕，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在起義部隊中首先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組織，明確提出：起義軍中“黨的組織是一切組織的根源”，“黨的作用高於一切”，黨組織的主要任務是“管理支部生活，執行黨的政策，監督軍隊行動”；規定“一切黨的政策均須拿到支部會議或小組會議中討論，使每個黨員都能發表意見”。並在各軍、師設黨代表和政治部，團、營、連設政治指導員。這些黨代表與政治指導員均由政治素質高、工作能力強的共產黨員擔任。正因為我黨擁有一批德才兼備的政治指導員，通過他們開展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了士氣，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因此，在南昌起義軍隊中設置黨代表和政治指導員是中國共產黨加強對軍隊領導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政治指導員製度在人民軍隊中的最初嚐試。
3.“三灣改編”設黨代表
1927年9月，毛澤東當機立斷放棄攻打長沙的目標，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永新縣的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是毛澤東“三灣改編”的重要內容之一。通過“三灣改編”，建立和健全了黨的各級組織，班排設立黨小組，連設黨支部，營團設黨委，連以上各級設置黨代表，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指揮，並規定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三灣改編”是我黨在軍隊中獨創性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起點，特別是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第一次確立了在連以上部隊設立黨代表。從職能上看，軍隊裏設立的黨代表實際就是政治指導員。1929年以後，紅軍中連以上的黨代表又統一改稱政治委員。到1931年，連隊政治委員又改稱為政治指導員。
4.紅軍大學中的政治指導員
在紅軍大學設置政治指導員是我黨加強軍隊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項重要措施。1933年我黨創辦的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是一所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培養軍事幹部的專門學校，以培養“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高度的軍事藝術和指揮藝術，以及模範的鐵的紀律，艱苦奮鬥，英勇犧牲、頑強製勝的戰鬥作風”的軍事幹部為目標。同年，我黨在瑞金創建了培養黨政幹部的蘇維埃大學，實行校長領導下的管理委員會製，設有校務、教務兩處。校務處負責全校行政工作事宜，教務處管理全校教務和訓育工作。訓育工作實際上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後中國工農紅軍大學隨紅軍長征遷到陝北瓦窯堡，於1936年6月改稱為“抗日軍政大學”，1937年遷至延安，又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為了適應革命戰爭的需要，抗日軍政大學的組織機構基本上是仿照部隊編製的，對學生生活實行軍事化管理。其校部設有政治部、訓練部和校務部。政治部下設有組織、宣傳、訓育和秘書四科，負責全校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學員編成若幹大隊，大隊下設若幹支隊，支隊下設若幹中隊，政治部給大隊配備政治委員，中隊配備政治指導員，支隊配備政治協理員。在對學員的日常管理方麵，抗日軍政大學實行基層學員隊(中隊)的“政治指導員”製度。政治指導員職責是全麵負責基層中隊學員的思想、學習、健康和生活等工作，是學校領導對學員進行教學和思想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
在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擁有一批政治素質高、作風過硬和善於作戰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幹部隊伍，而活躍在基層連隊的政工幹部就是政治指導員。他們采用形勢教育、訴苦教育，鼓舞戰士的勝利信心，提高階級覺悟，極大地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保證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全麵勝利。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軍從紅軍、八路軍到解放軍，雖曆經28個春秋，軍隊名稱幾經變化，但政治指導員的工作職責始終沒有變化。毛澤東曾高度評價我軍政治指導員製度，指出：“黨代表製度(政治指導員製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政治指導員製度是我軍組織製度建設的偉大創造，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之所以所向披靡，戰無不勝，是與我軍擁有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指導員分不開的。這項製度的確立和完善無疑對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高校輔導員製度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2008年11月25日，陳至立同誌在全國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工作會議的講話指出：“我國輔導員製度在我國高校由來已久，早在73年前，黨在江西瑞金創辦了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即後來的抗日軍政大學，就設有政治輔導員負責基層中隊學員思想、學習、健康和生活等實際工作，是高校開展教育教學工作的得力助手。這個時期的政治指導員製度，為培養優秀軍事幹部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是我國高校政治輔導員製度的萌芽。”由此可知，在1949年之前，我國高校輔導員製度已經粗顯雛形。
二、高校輔導員製度的初創階段（1949年～1956年）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全國軍事鬥爭的全麵勝利，我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迫切需要培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又紅又專的高素質建設人才，為此，在繼承我軍政治指導員製度和抗日軍政大學在基層連隊設置政治指導員製度的基礎上，在高等學校實行政治輔導員製度。
1.發展進程
第一，設置高校政治輔導處。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人才為先，教育為本，我黨首先確立了新中國學校教育的方針和政策。1949年12月23日，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指出：“新中國的教育應該是作為反映新中國的政治經濟的新教育，作為鞏固與發展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鬥爭工具的新教育。”中央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陸定一在會上著重指出：“教育工作要為政治服務。”由於國內外複雜的政治形勢，當時提出新中國的教育要為政治服務是非常正確和及時的。為了保證黨的教育方針的貫徹落實，加強學校的政治與思想教育，1951年10月，教育部發出了《關於加強對學校政治思想教育的領導》的指示，要求各類學校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在這期間，黨和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加強對接收、接管、接辦的舊學校的改造，撤銷了“國民黨”和“三青團”等反動組織，在高等學校中建立了黨的組織和共青團組織，確立了黨在高校中的領導地位。1951年11月30日，政務院批準《關於全國工學院調整方案的報告》，提出：“為了加強全國工學院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領導，各工學院有準備地試行政治輔導員製度，設立專人擔任各級政治輔導員，主持政治學習思想改造工作。”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在我國高校提出建立政治輔導員製度。經過近一年的準備，1952年10月28日，教育部在《關於在高等學校有重點地試行政治工作製度的指示》中指出：“在高等學校中建立政治工作製度，以加強政治領導，改進政治思想教育，開展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思想建設工作，為全國高等學校教育建設事業打下堅實的政治基礎。”並提出在高校內設立政治工作機構——政治輔導處，政治輔導處設輔導員若幹人，專門指導教職工的政治理論學習，隨時掌握教職工和學生的政治思想情況。為加強對高等教育事業的領導，黨抽調了部分思想政治素質高且經過革命戰爭鍛煉、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同誌主持高等學校的黨委工作，由政治輔導處的輔導員開展學校師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建立“雙肩挑”政治輔導員製度。隨著全國高校相繼設置了政治輔導處，在高校出現了一支專門從事師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輔導員隊伍，這標誌著我國高校政治輔導員製度的正式確立。為了進一步加強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1953年4月，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同誌率先提出並建立了學生政治輔導員製度，即選拔思想政治覺悟高、業務素質好的高年級學生，“半脫產”做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這種學生政治輔導員製度被形象地稱為“雙肩挑”，即兩個肩膀挑擔子——一肩挑業務學習，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清華大學在向高教部、人事部請示設立學生政治輔導員的報告中提出：“為了加強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保證學習任務的完成，並把學生中黨團員的社會工作時間減少至政務院規定的每周6小時的限度，我們擬根據1952年政務院批準的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決議設立政治輔導員製度。……由於今後政治工作必須結合學習進行，輔導員由於具有一定業務水平，及其在學習上的模範作用，對開展工作是會有很大便利的。”清華大學的學生政治輔導員一般由品學兼優、組織能力較強的高年級學生擔任，這部分學生在求學期間就能夠參與學生的實際管理工作。清華大學這種“雙肩挑”輔導員製度，是對高校政治輔導員製度的創新發展，為兼職政治輔導員的設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幾十年來，從清華的政治輔導員隊伍中，走出了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走出了許多共和國各行各業的骨幹。從黨的十四大到十六大，每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都有7人至9人曾在清華學習期間擔任過政治輔導員。
2.階段主要特點
從我國高校政治輔導員製度的發展演變過程看，新中國成立初期是我國輔導員製度產生的曆史起點和初創發展階段。在當時複雜的國際和國內政治鬥爭緊迫形勢下，主要是適應鞏固新生政權的需要。該階段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發展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第一，從輔導員製度產生的動機和過程來看，輔導員隊伍建設是黨組織加強對高校領導的一項政治任務，輔導員工作職能源於“政治”，輔導員最初也被稱為“政治輔導員”，此時期的輔導員隊伍和製度建設體現了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教育工作要為政治服務”的方針，高校輔導員的工作隻是作為學校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而存在，輔導員的角色定位和主要職能是做學生的“政治領路人”。
第二，輔導員的工作模式是采取兼任的辦法，沒有獨立的地位，高校學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在學校黨委領導下，在青年團團委的具體指導下進行的。許多學校隻有兼職的政治輔導員，許多政治輔導處的工作人員、團委的幹部本身就兼任政治輔導員的工作。說明這一時期政治輔導員機構和製度還不是很健全。
第三，由於政治輔導員製度處於初創期，當時的政治輔導員製度和隊伍建設都不夠健全，輔導員沒有明確的身份，也沒有明確的待遇。並且這一時期高校輔導員工作對象具有廣泛性，並不隻是針對學生，還要針對教職工開展工作。擔任政治輔導員的工作人員，不少是經過革命鍛煉的同誌。
三、高校輔導員製度的確立階段（1956年～1966年）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學校黨委，應當配備黨員去領導年級和班的工作、配備黨員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學校的行政工作和生產管理工作，黨委書記和委員力求擔任政治課的教學、研究工作。”
為了加強黨對高校的領導，高校進一步在各係建立和健全了黨團組織，增配了黨團專職幹部和政治輔導員。從1957年開始，由於中國政治運動接連不斷，高校對“左”的錯誤缺乏足夠認識，其思想政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正確方向。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文革”爆發之前，我國高校輔導員製度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也可以稱為高校輔導員製度的確立期，其主要標誌為由初創時期的兼職政治輔導員向專職輔導員過渡。
第一，設立專職政治輔導員。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準試行《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該條例進一步明確了高等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並對高等學校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指出：“為了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二年級設政治輔導員或者班主任，從專職的黨政幹部、政治理論課教師和其他青年教師中挑選有一定政治工作經驗的人擔任。同時，要逐步培養和配備一批專職的政治輔導員。”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要在高等學校設置專職政治輔導員的要求。這個條例頒布之後，教育部直屬高校率先設置專職政治輔導員，隨後其他部委和地方高校也設立了專職政治輔導員。
第二，設置高校政治部，加強政治輔導員隊伍建設。為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改進和加強高等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促進高等教育事業的革命化，保證培養又紅又專的人才，1964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高等教育部黨組《關於加強高等學校政治工作和建設政治工作機構試點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高等教育部改黨組為黨委製，即建立高等教育部黨委，直接領導直屬高等學校的黨委，同時在高等教育部和直屬高等學校設立政治部。高等學校政治部是校黨委的工作機構，其主要任務是在上級政治機關和學校黨委的領導下，負責領導全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黨的工作，保證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以利於培養又紅又專的人才。報告擬確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高等學校建立政治部的試點學校。要求各試點高等學校，應當從上到下建立起政治工作機構，學校設政治部，班級配備政治輔導員或班主任，教研室和其他基層單位根據需要配備專職的或兼職的政治工作幹部。同時報告還對專職政治工作幹部的來源、編製作了具體規定，提出在兩三年內配齊班級的專職政治工作幹部，其編製為平均每100名學生至少配備1人。幹部來源主要從高等學校優秀畢業生中間選留。這些選留的從事思想政治工作的畢業生就是政治輔導員。時隔不到一年，即1965年3月1日，高等教育部所屬政治部通知各直屬高等學校要迅速建立政治部，並大力充實政治工作幹部隊伍。該通知不僅再次重申在高等學校要設立專職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幹部，而且對編製人數、幹部來源也作了明確規定。同年教育部製定了《關於政治輔導員工作條例》。該條例以法規的形式將政治輔導員的地位、作用和學生工作等一係列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標誌著我國高校輔導員製度已經形成。這樣，全國各類高等學校普遍建立了政治輔導員製度。
2.階段主要特點
20世紀60年代初期是我國高校積極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重要時期。政治輔導員製度是模仿軍隊政治指導員製度創立的，它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創新。政治輔導員主要是為加強黨對高校的絕對領導而設立，以思想政治教育為主，為新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培養政治合格的人才。在這個時期的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發展的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我國對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視程度逐漸加強，我國高校政治輔導員隊伍堅持教育為政治和階級鬥爭服務，思想政治工作為政治運動服務，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並逐步強化。
第二，誕生了我國首個輔導員的正式工作條例——《關於政治輔導員工作條例》，進一步鞏固了我國高校政治輔導員製度，規範了輔導員的工作，這具有重要的建設性意義。
第三，首次提出了設置專職的政治輔導員的要求，開始明確輔導員的身份，在經濟上以“崗位津貼”的方式體現經濟待遇。這是輔導員製度發展的重要裏程碑。各高校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機構，政治思想工作開始具有組織保證，並逐步建立起了一支專門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治輔導員隊伍。政治輔導員隊伍建設比較好的清華大學在這個時期共選拔、培養了682名學生政治輔導員。
第四，這一時期的政治輔導員任務相對單一，僅局限於輔導學生的政治學習和指導學生的政治活動，具有重政治、輕業務的特點。他們一般由品學兼優，又有一定組織能力的高年級學生擔任。這部分學生在求學期間能夠參與學校管理，有很高的工作熱情。他們定期組織學生進行政治學習，管理學生事務，維護國家和政權的穩定是他們的首要職責。
四、高校輔導員製度的受挫階段（1966年～1976年）
十年“文革”期間，高等院校是遭受嚴重破壞的“重災區”。當然，經過17年建立起來的高校政治輔導員製度也未能幸免，高校輔導員製度被破壞，許多輔導員被錯誤批判，高校輔導員製度進入低潮階段。1966年8月“文革”一開始，教育戰線首當其衝，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了，高等學校元氣大傷。林彪、“四人幫”為了徹底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高等教育事業的成就，大肆批判1961年教育部製定的《高教六十條》，汙蔑“教授治校”、“智育第一”和“業務掛帥”都是“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高校成了這場災難的重災區，鬥爭的矛頭一開始直接指向高校的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和專家學者，在學生工作第一線的德育幹部更是厄運難逃。“四人幫”鼓吹“踢開黨委鬧革命”，各級黨組織完全癱瘓。高校的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均作為“走資派”被打倒。1968年8月25日，工人宣傳隊、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大學，大搞所謂工、農、兵對學校實行“上、管、改”，即工、農、兵上大學、管理大學、改造大學。這些做法嚴重違背了教育規律，顛倒了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關係，學生成為批判者、教育者，教師則成為被批判、接受再教育的對象，完全敗壞了高等教育的聲譽和尊嚴。1971年，林彪、“四人幫”又進一步炮製所謂“兩個估計”，誣蔑新中國成立以來17年的教育工作執行的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改變了黨的教育路線、教育思想，破壞了教育規律，降低了教學要求，致使教學質量嚴重下降。同時完全否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也否定高校輔導員製度，實際上是要取消黨對學校的領導。高校政治輔導員製度被當作學校黨委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受到批判。高校的幹部、教師受到極大的壓製，許多領導幹部被撤職批鬥，一大批知名學者、專家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橫遭迫害。“文革”期間，高校許多政治輔導員被作為“保皇派”、“修正主義的苗子”遭批鬥、遊街，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因此，在極“左”思潮幹擾和破壞下，一些派性十足的“打、砸、搶”分子為奪高校領導權，拉幫結派，武鬥不止，使高校教學完全處於無領導、無組織的混亂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