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
收入這個集子中的學術報告，是一些大學的機構在大學之外——國家圖書館舉行的。大學——按照這些報告中的一個報告人丁學良教授的說法，沒有一流的大學，就沒有一流的國家。我們是否也可以說，沒有一流的國家圖書館，也就沒有一流的國家。我們現在的大學和圖書館還都不是一流的，但我們正在努力。
說到大學，當我在1999年走進清華大學的時候，就想起了當年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教授的名言：“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梅先生是我的長輩（他的夫人是我奶奶的妹妹，我稱他五太姨夫），作為晚輩，我和我的朋友們鬥膽說一句，梅先生的話拿到今天尚覺不足。在今天，大學，既非大樓之謂也，也非大師之謂也，乃製度之謂也。沒有良好的製度，就出不來大師；有大師，你也容不下。
我們說：大學，就是這樣一種製度化的自由空間，它使學問有各自的場域，使各種思想縱橫馳騁，相互啟迪，相互搏擊，諸多的“無用之學”和“有用之學”即形成於此。
大學又是一個遵循著與社會、與國家有不同規則的地方。大學當然是開放的，但大學和社會和國家之間應有一道無形的牆（而不是現在我們這裏這樣的有形的牆），它保障了在這道牆之內可以有著與外麵不同的行為和思維方式、評價規則和理念。
大學中的教授走出大學，到大學之外的國家圖書館去作學術報告，是走向了一個公共場所。因此，我們說，我們的“學術報告”是一個公共平台，在這裏，聽教授講的，不是他的學生，而是公眾。他不是講給本學科、本專業的人聽的，而是講給諸多的非本專業的，學識、主張、年齡、身份、專業背景和職業各不相同，但卻都關注問題，願意體驗思維樂趣，參與思想論爭的形形色色的公眾聽的。凡參與過我們的“學術報告”的入都知道，我們的會場布置和會議程序與其他報告是不同的：報告人並非居中上坐，麵對聽眾，而是和評論人、參與者三方對坐。報告設一個主持人——在很多時候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周孝正教授，有時也是我——穿插於報告人、評論人和其他參與者之間；一般每次均由報告人先講，然後評論人給出評論，評論可能是對報告人論述、主張的回應、質疑，甚至是批判，也可能是評論人自己對相關問題主張的闡釋，或者是基於報告進一步提出新的問題。然後，就是參與人提問或發表自己的意見，提問可以是向著報告人的，也可以是向著評論人的。這之中，人們相互交流、爭論，思想的撞擊由此形成，不同主張的人們之間的相互啟迪也由此顯現。
“學術報告”還有兩個名稱：一是“華睿講堂”，作為教授，太需要自己的講堂了。我們的講堂借地國家圖書館五樓多功能廳，容200人，有時門外都是人，要拉擴音器出去；有時人很少，但攝像和速錄使其後想知道報告內容的人仍可分享。多功能廳已顯老舊，我們借用它時，就給了智慧一個場域。
另一個名稱是“月涵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月涵”是梅貽琦教授的字，2000年與他的公子祖彥先生相約再為清華做十年事，這個“學術報告”就是計劃中的諸項之一。稱之為“月涵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是不忘月涵先生掌清華時的大學。祖彥先生已辭世，我苦苦撐著這個學術報告，也是為表對前輩的憶念和盡對後來者的一點責任而已。
“學術報告”初設時，由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和社會學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中國青年報《青年參考》編輯部、中國教育電視台《學術報告廳》、國家圖書館信息谘詢中心聯合舉辦。後，由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老科技工作者協會公眾傳播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北京社會學學會、國家圖書館信息谘詢中心聯合舉辦。
感謝諸多的前輩和朋友們——他們都是今天學術界不可多得的精英，是關注著這個世界的有良知的學者——參與我們的學術報告，做報告人或評論人。
希望我們的學術報告能持續下去，使更多的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