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互助說：“我也被邀請了，規格高級。抽的是‘中華’，喝的是‘劍南春’，規格不低呀！”
“哦，賈廣才說家鄉隻有他一個人，沒有說到你。”
吳互助說：“我是工作人員，負責記賬。”
我問：“記賬？”
吳互助說：“參加前來祝賀的客人不是白吃，掏腰包送上賀禮，縣政府辦公室的小劉管錢，由我來登記。”
我說：“我知道，盼弟備了四桌喜宴，賠了六十塊錢，紅衛的三十多桌，三個月的工資搭進去了。”
吳互助笑了笑：“二哥，你沒見過世麵，朝陽不是賠錢，而是掙錢。層次不齊，最少是50，最多的是500，總計收入了82，660元呀！”
我驚愕了：“呦！有了收入，開支呢？”
吳互助說：“說不準。我隻知道每桌的標準是550元。”
一桌550元，十桌5500元，三十多桌不足兩萬元呢。另外的開支，也超不過5000元，辦喜事賺了五萬元，太容易了。
當初，“大忙活”貴福家曾讓盼弟嫁給紅衛，未能成功。他現在搞的這個對象是幹什麼的？比盼弟兒強得多少？
我問吳互助：“紅衛的對象幹啥工作？”
吳互助說：“在財政局工作，叫彭莉莉。對了，她的父親彭德立原來是交通局的副局長，如今是正局長了。”
哦，賈朝陽曾經說過，修林寧路是副局長老彭提議的，縣政府批準的。
賈朝陽和彭德立同事，成了親家的關係。眾所周知，緣由在於我是平民百姓，不夠格兒。若是我的職位在副局長以上，才能門當戶對。難怪俗話說，瞎蝙蝠不跟燕子飛啊！
40.土地流轉
一撇一捺的人，不可能是平等的。
我與賈朝陽不平等，與吳天明、賈廣才、賈子龍、孫老茂、吳天佑、吳永強、賈敬儒等等也不平等。
所謂平等，不過是理想主義。所謂不平等，是必不可免的現實。比如，人的身材高矮不一樣，性格脾氣不一樣，說話語調不一樣，辦事做法不一樣，身份地位不一樣……這些都無法平等，解決辦法隻好縮小，不宜擴大而已。
再打比方，陽光的照射，好像是一視同仁的。其實，所站的位置總有區別。樹影下與沒有樹影下感覺有差異，在地球上的南半球與北半球冷暖也有天壤之別。
這是逐漸認識到的，我與任何人都沒有平等的一致。
在村委會的門口，停了一輛轎車。
我走過去，隔著玻璃，車裏司機的腳架在方向盤上，仰著頭打呼嚕呢。
辦公室裏，出現如下的情景：
宋副局長說：“廣才，我們見過麵，你認識我麼？”
“誰不知道你是外貿局的宋局長啊！”賈廣才說，“是不是海狸獺銷售又有進展了？”
宋副局長搖搖頭：“不是海狸獺，而是莊稼地。”
“莊稼地？”賈廣才不解，眨了眨眼。
宋副局長說：“你當過兵，我也當過兵，都是農民出身。為了更好地生活，誰也離不開莊稼地。”
“我跟你不一樣呀，”賈廣才說，“我是複員，你是轉業。我吃農業糧，你吃商品糧。我領補貼，你掙工資。”
宋副局長拍了拍賈廣才的肩膀：“你管著一千多人，我才管幾十個人呢。”
“你很謙虛。”
“不瞎扯了，我打開窗子說亮話，我是送禮的。”
“送禮？是不是茅台？”
“不是茅台，是搭台。土地搭台，經濟唱戲。”宋副局長說，“我們外貿局開拓思路，籌劃辦起一家企業，叫雞產品製作基地，出口外銷。我來拜訪，目的是需要生產基地的場所，了解到臨近公路的一塊土地，恰好是你們村的農耕田，從交通、環境角度說，比較適宜。”
賈廣才說：“我們的土地實行承包責任製了，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按照政策，農民使用權是30年，已經過去10年了，還有20年呢。”
宋副局長說：“我手裏有這份文件，是《平原省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辦法》，取得土地使用權的土地使用者，其使用權在使用年限內可以轉讓、出租、抵押或者用於其他經濟活動，合法權益受國家法律保護。”
賈廣才問：“我們是轉讓還是出租？”
宋副局長說：“轉讓是土地使用者將土地使用權再轉移的行為，出租是以支付租金為代價取得對土地及地上建築物的權利。我們簽訂轉讓合同協議比較適宜，使用期40年。我們按每畝2萬元支付。”
賈廣才又問：“大概需用多少畝土地？”
宋副局長說：“預計用30畝。”
賈廣才說：“每畝2萬元，30畝就是60萬元呢。怎麼轉讓？”
宋副局長說：“一分錢也不能少，可以動工後分為分期分批結賬。這是縣委、縣政府同意批準的，符合政策。”
賈廣才說：“60萬元不少啊！是香餑餑呀！不過，政策上百姓有自主權，30畝的承包責任戶大約有七八戶，他們如果不同意呢？”
宋副局長說：“為什麼不同意呢？誰都能算這筆賬。廣才你算算，一畝地生產的糧食到底有什麼效益？按麥子說，假如每畝打了1000斤，每斤價格在市場上是5角。播種收獲，管理了半年多時光，收入不過是500元。除去種子、肥料、農藥、收割的成本，還沒有400元的收入呢。轉讓了土地，坐在炕頭上，收入了兩萬元，是50年的效益。”
賈廣才有懷疑：“有這種事？”
宋副局長說：“親民惠民是黨的政策，萬無一失。”
賈廣才相信了，也有顧慮：“雖然承包戶願意，我們村有幾百戶，卻隻涉及到七、八戶，還有更多的人眼熱呢。人們習慣了，肩膀一般齊，槍打出頭鳥。村裏的工作挖肉補瘡，我一個人不敢決定，與村委會成員們商量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