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了。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們世代為官，經濟基礎雄厚，政治力量強大。如楊震四世為三公，袁安四世5人為三公，門生故吏遍布全國，權勢傾天下。這些官僚集團以“清流”標榜自己，對宦官其門徒的“濁流”是看不起的。所謂“清流”是指以儒學為正宗，憑著孝廉、征辟、策對等正途做官。在這一點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這是他們聯合反對宦官的基礎。官僚、儒生集團反對宦官的鬥爭方式，主要有上書苦諫、大造輿論、鬧學潮、彈劾鎮壓等。
大造輿論。成千上萬的太學生聚集在一起，交遊的活動自然也就頻繁起來。他們議論朝政，指斥宦官，太學變成了抨擊宦官的輿論陣地。不僅如此，太學生還和各州郡的學生，甚至和官僚經常發生聯係。據《黨錮傳序》載，官僚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儒生還利用風謠大造輿論。漢代風謠，其中包含著對某個人德行、學業所作的一種評價，它采用簡短的韻語，上口易記。朝廷每年派人到各地采集風謠，以此作為選拔官吏的一個標準。官僚和儒生利用風謠品評人物，同宦官進行鬥爭，在當時叫“清議”。善於“清議”的人被視為天下名士，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往往能夠左右鄉裏的輿論。因而也就影響到一個人的官運前程。他們對不畏權貴的人，如李膺、陳蕃、王暢的評價很高：“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鬧學潮。以鬧學潮的形式進行鬥爭，並不是近代才有的，早在我國東漢末期就出現了。冀州刺史朱穆打擊橫行州郡的宦官羽反遭報複，太學生為此憤憤不平。公元153年，劉陶率領數千名太學生，為搭救朱穆而掀起了一次學潮。他們向皇帝上書，痛斥宦官為虎狼，表示願代朱穆受刑。迫於壓力，桓帝釋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因為宦官誣陷對羌人作戰有功的皇甫規，並把他下獄，又激怒了太學生。於是，張鳳又率300多名太學生再次鬧學潮，迫使桓帝赦免皇甫規。
官僚、儒生集團的鬥爭，給宦官以很大的威脅。因此，宦官集團尋機進行報複。公元166年，宦官集團對黨人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迫害活動。其導火線是張成事件。方士張成與宦官來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將要大赦，故慫恿兒子殺人。當時任河南尹的李膺卻不顧赦令，堅持將張成的兒子處死。宦官乘機唆使張成的弟子宋脩上書，告發李膺交結太學，共為部黨，誹謗朝廷。在宦官的慫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範滂等200餘人。宦官更是推波助瀾，大肆製造冤獄，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氣氛。他們動用酷刑逼供牽引同黨，企圖一網打盡。“鉤謂相牽引也”，所以，對這些黨人也稱“鉤黨”。第二年，桓帝迫於輿論壓力，釋放了黨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還鄉，“禁錮終身”。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宦官集團的殘酷迫害活動，並沒有嚇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史載：“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太學生把敢於同宦官進行鬥爭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稱號。李膺被迫害之後，威信更高，被儒生譽為“八俊”之首。這無疑是對宦官集團的不滿和蔑視。
3年以後，宦官又掀起了規模更大、株連更廣、時間更長的對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動，史稱第二次黨錮之禍。宦官侯覽在家鄉任意殘害百姓，督郵張儉上書彈劾，要求懲辦侯覽。但是，此書被侯覽扣下，並指使人誣告張儉聯絡黨人，圖謀不軌。於是，靈帝下令討捕張儉等人，宦官曹節趁機奏捕李膺、範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後來又拘捕了太學生1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要求赦免黨人，宦官認為這是替黨人翻案。因此，先將曹鸞活活打死，然後又下令禁錮黨人，株連親屬，把對黨人的迫害活動推向了高潮。經過這場浩劫，天下儒生幾乎被一網打盡。
東漢末年官僚、儒生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這是一次企圖改良的行動。麵臨宦官擅權的黑暗統治，一些比較正直的官僚、儒生為了挽救社會危機，緩和階級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張，在政治上堅決要把宦官趕出政治舞台，選拔清賢奉公之人；在經濟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張。盡管收效甚微，但黨人的作為在當時還是有一定作用的，應給予適當肯定。
它在客觀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願望。廣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靈帝時就曾提出斬殺十個宦官的要求。鬥爭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黨人遭受迫害時，張儉逃亡，許多人為了保擴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經曆，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這一記載可能有所誇張，卻反映出人們對宦官的憤怒和對黨人的同情。
黨人不畏強暴的精神激勵著後人，並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東漢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淪喪，士風敗壞的現象特別嚴重。黨人陳番、李膺、李雲等都懷著憂國憂民之心，敢於冒死直諫，怒斥奸邪，翦除閹黨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們那種“殺身以求仁”的氣節為曆代人們所推崇。明末東林黨人、複社成員反對宦官的鬥爭，就是受東漢黨人鬥爭精神的鼓舞和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