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教授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除對地質學係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外，還參與了許多全校性的工作。地質學係在1917年恢複招生以後，實驗室不敷應用，儀器標本等也不足。由於學校經費拮據，學生野外實習也受到限製。李先生到校後，幾次找蔡校長請求解決。作為地質學係儀器主任，李先生於1922年5月給蔡校長寫了一份關於實驗室建設的意見書，提出地質學係必不可少的設備及所需房屋。5月26日，蔡校長即召集有關方麵負責人及何傑（地質學係主任）、李四光先生參加會議，討論地質學係實驗室事務，使實驗室用房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
心係北大，指導建設
1937年以後，李先生雖然不在北大任教了，但仍關心著北大地質學係。在他的關懷下，北大地質學專業於1955年恢複招生。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在他的晚年，對北大及地質學係的關心和指導仍然非常具體。1970年3月，他與北大地質地理係、數學力學係部分教師座談。同年11月，他又與北京、長春、成都三所地質學院及北大地質地理係部分教師座談。在這兩次座談中，李先生的談話涉及辦學方向、培養目標、教學內容等廣泛的問題。1970年12月，他又約請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北大、清華等有關人員座談新編數學教材問題。根據李老的建議，北大開展了地熱方麵的工作。12月29日他們向李老彙報在河北懷來後郝窯熱水勘探工作之後，李老指出：“把後郝窯作為地熱工作的試點，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對該項工作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重慶講課，以石言誌
抗日戰爭時期，李四光拒絕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的拉攏，不願去重慶做官。周恩來同誌曾讚譽他“潔白如玉，正氣比石頭還硬”。直到1944年，日寇進逼貴州，李四光才攜家來到重慶。當時中央大學要聘請他去講課，並一定要請他主持中大地質係，卻被他堅決拒絕。反之，他卻主動到重慶大學去講課，因為重大是他最得意的學生——朱森教授執教的地方（朱森後被國民黨頭目陳立夫等人迫害銜冤而死）。
李四光要在重大講課的消息傳出後，前來聽講課的青年學生竟把講堂塞得滿滿的。李四光在重大開過一次大課，他拿出他那塊珍藏多年的帶有“傳奇”色彩的不平常的“手杖桶”似的石頭讓學生們傳現。他通俗地介紹小石頭，論它是象征地球的深刻意義。他以講地質學的觀點聯係時代的變化說，從石頭的變異，可以看出時代的變異；從地質史看地球，億萬年中，滄海桑田，永遠是在變化著，“你說它是石頭，其實它是一塊麥牙糖。石頭彎過來，要有壓力。在人們心中會說，石頭不會變成麥牙糖的。不！會變，你們親眼看到這塊麥牙糖是變的，不是不變，非變不可。”
聽課群眾自然領悟到他講的‘要變”、“什麼都要變”、“非變不可”的弦外之音，對李四光的講課報以春雷般的掌聲。三青團的打手想搗亂，想製造流血事件，用石塊、木頭投向講台。廣大的聽眾憤怒了，他們（其中還有教授）團團圍護著李四光，高唱著救亡歌曲，把李四光和他那塊珍貴的象征地球的石頭護送出了會場。當晚，周恩來知道後，指示要詳細記錄這場鬥爭。《新華日報》刊發了這條新聞。
在重慶，李四光曾兩次會見周恩來。周恩來對李四光作了高度評價，說他是中國人民的光榮。李四光對周恩來也十分敬佩，他對家人說：“我看到了周恩來先生，我在他身上產生一個最大的感覺：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就有了希望。”
【大師小傳】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今湖北省黃岡市人。世界著名科學家、地質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奠基人。
李四光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1904年，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派到日本留學。1910年從日本學成回國。武昌起義後，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決意回國效力。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從1920年起，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係主任。1928年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他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在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名山大川。他先後數次赴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1928年7月，國民政府決定組建國立武漢大學，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院長蔡元培任命李四光為武大建設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並選定武大新校址（武大內還有李四光選址的雕像）。
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全國第一屆政協委員。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後擔任東北地質學院（後名長春地質學院，現為吉林大學地學部）首任院長、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我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但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