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見麵的那一天是一個陰天，我見了生人照例說不出話。聖陶似乎也如此。我們隻談了幾句關於作品的泛泛之見，便告辭了。延陵告訴我每星期六聖陶總回角直去，他很愛他的家。他在校時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與他不熟，隻獨自坐在屋裏。不久，中國公學忽然起了風潮。我向延陵說起一個強硬的辦法——實在是一個笨而無聊的辦法！——我說隻怕葉聖陶未必讚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讚成了！後來細想他許是有意優容我們吧。這真是老大哥的態度呢。但是我們的辦法失敗了，風潮延宕下去。於是大家都住到上海來。我和聖陶差不多天天見麵。同時又認識了西諦、予同諸兄。這樣經過了一個月，這一個月實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聖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大家聚談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那裏聽著。他卻並不是喜歡孤獨，他似乎老是那麼有味地聽著。至於與人獨對的時候，自然多少要說些話；但辯論是不來的。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往往微笑著說：“這個弄不大清楚了。”這樣就過去了。他又是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著的《晨報副刊》，上麵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從家裏捎來給我看，讓我隨便放在一個書架上，給散失了。當他和我同時發現這件事時，他隻略露惋惜的顏色，隨即說：“由它去哉，由它去哉！”我是至今慚愧著，因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於天性，並非閱曆世故，矯揉造作而成。他對於世間妥協的精神是極厭恨的。在這一月中，我看見他發過一次怒一始終我隻看見他發過這一次怒——那便是對於風潮的妥協論者的蔑視。
風潮結束了，我到杭州教書。那邊學校當局要我約聖陶去。聖陶來信說：“我們要痛痛快快遊西湖，不管這是冬天。”他來了，叫我上車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著，一向都是家裏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小孩子，像小孩子似的天真，也像小孩子似的離不開家裏人。必須離開家裏人時，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著。孤獨在他簡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時，本來是獨住一屋的，卻願意將那間屋做我們兩人的臥室，而將我那間做書室。這樣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樂意，我們不時到西湖邊去。有時下湖，有時隻喝喝酒。在校時各據一桌，我隻預備功課，他卻老是寫小說和童話。初到時，學校當局來看過他。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們？”他皺眉道：“一定要去麼？等一天吧。”後來始終沒有去。他是最反對形式主義的。
那時他小說的材料，是舊日的儲積：童話的材料有時卻是片刻的感興。如《稻草人》中《大喉嚨》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們都醒在床上，聽見工廠的汽笛；他便說：“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經想好了，來得真快啊。”
那篇的藝術很巧，誰想他隻是片刻的構思呢！他寫文字時，往往拈筆伸紙，便手不停揮地寫下去，開始及中間，停筆躊躇時絕少。他的稿子極清楚，每頁至多隻有三五個塗改的字。他說他從來是這樣的。每篇寫畢，我自然先睹為快。他往往稱述結尾的適宜，他說對於結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酬、說《月報》，照例用平信寄。我總勸他掛號。但他說：“我老是這樣的。”他在杭州不過兩個月，寫的真不少，叫人羨慕不已。《火災》裏從《飯》起到《風潮》這七篇，還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時我親眼看他寫的。
在杭州待了兩個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實在離不開家，臨去時讓我告訴學校當局，無論如何不回來了。但他卻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餛報副刑》，看見他那時途中思家的小詩，重念了兩遍，覺得怪有意思。從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部，家也搬到上海。從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現在——中間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將離》抒寫那回的別恨，是纏綿悱惻的文字。這些日子，我在浙江亂跑，有時到上海小住，他常請了假和我各處玩兒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總愛出門，因此他老說沒有能暢談。
他寫信給我，老說這回來要暢談幾天才行。民國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來，路過上海，許多熟朋友給我餞行，聖陶也在。那晚我們痛快地喝酒，發議論。他是照例地沉默著。酒喝完了，又去亂走，他也跟著。到了一處，朋友們和他開了個小玩笑。他臉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沉默著。聖陶不是個浪漫的人，在一種意義上，他正是延陵所說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別人，能諒解別人，他自己也能“作達”，所以仍然——也許格外一是可親的。那晚快夜半了，走過愛多亞路，他向我誦周美成的詞，“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沒有說什麼。那時的心情，大約也不能說什麼的。我們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這一回特別對不起聖陶，他是不能少睡覺的人。他家雖住在上海，而起居還依著鄉居的日子；早7點起，晚9點睡。有一回我9點10分去，他家已熄了燈，關好門了。這種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對的。那晚上伯祥說：“聖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來真是不知要怎樣感謝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