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6日上午10時，4名手持機槍的波蘭恐怖分子突然闖人了瑞士首都伯爾尼的波蘭使館。他們扣押了13名人質，其中有波蘭外交官5名，其餘為他們的家屬和雇員。
事件發生後，瑞士警察立即將使館團團包圍，並封鎖了附近街道，禁止一切車輛和行人通行。傍晚後，警察又用巨大的泛光燈照亮這一區域，進行仔細的搜索，隻見使館內一片寂靜，看不到驚擾、暴力景象，但是使館內時有斷續槍聲。警方推斷，這是恐怖分子在鳴槍示威，警告外麵的人們不要輕舉妄動。為了人質的安全起見，一位警官陪著一個翻譯從車上走下來，手拿話筒用波蘭語向使館喊話，要求與恐怖分子對話。
不一會兒，使館一個房間緊閉的窗簾稍稍掀起一角，一個恐怖分子在窺看外麵的情況。又過了一會兒，使館內傳出恐怖分子通過話筒的喊話聲。
首先，他們保證，所有人質都活著，並且不會受到傷害。接著，他們要求舉行電話記者招待會，以說明他們占領波蘭使館扣押人質的目的。
警方答應了恐怖分子的要求，同意通過電話為他們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為了穩住恐怖分子，他們將所有警車後退，還撤走了部分警員。
在電話記者招待會上，恐怖分子自稱他們是“民族自由陣線家鄉軍”的成員，並聲稱該組織有成員200人，分散在歐洲各地，專門與波蘭當局為敵。他們反對波蘭當局於1981年12月31日所實施的軍事管製法，故而占領波蘭使館扣押人質以示抗議。波蘭實施軍事管製法的主要目的是重點解決波蘭國內團結工會的罷工運動。恐怖分子為首的自稱是韋索基上校，他說波蘭的民主和人權正在受到政府的恣意踐踏，要求瑞士政府向波蘭當局轉達四項要求：解除軍事管製；釋放所有政治犯；關閉監獄；停止鎮壓波蘭人民。恐怖分子聲明，9月8日上午10時是最後期限，屆時波蘭當局如不答應以上條件，他們就將用攜帶的炸藥炸毀使館，與13名人質同歸於盡。
這一切，通過新聞媒介傳向全世界，也傳入波蘭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的耳朵裏。他感到來自國內、國際上的巨大壓力。波蘭罷工浪潮剛剛平息，社會正趨於穩定，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館裏的13名人質若有不測，不單會遭到國內人民的責難，他自己也不能原諒自己。4名恐怖分子通過新聞界說地“鎮壓波蘭人民”，無疑又會招致西方對波蘭“人權”、“民主”問題的新的批評。但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恐怖分子的要求，更不能向他們的妥協，任由他們逍遙法外。雅魯澤爾斯基與他的助手們緊急討論著各種營救措施，辦公室的球形吊燈一直亮到天明。最後，波蘭政府向瑞土政府提出要求，由波蘭派遣反恐怖部隊去瑞士協助營救人質。
與此同時，瑞土負責國家安全及外交事務的有關部門也在緊急商談著如何營救波蘭人質。瑞士當局分析情況，認為恐怖分子既然說得出，也可能幹得出，“炸毀使館”、“同歸於盡”並非虛張聲勢。當日晚，危急處理小組組成了，各種應急措施正在緊急研究之中。這個小組由司法和警察部長弗格勒親自指揮，其中還有高級官員20人，波蘭問題專家4人。瑞士政府從政治、外交和本國的情況考慮，拒絕了波蘭政府派反恐怖突擊隊協助行動的要求。
危急處理小組反複研究、比較著各種營救人質的措施。有人主張對恐怖分子占領的使館實行停水停電，困住他們，再於9月7日夜間實行突襲。但這種做法很可能會傷及13名人質。最後，大家商定，首先派代表與恐怖分子談判周旋，盡量說服他們釋放人質或延長最後期限，以便做好突擊的準備，其次，在不傷及人質的情況下，采取突襲。
那麼現在需要挑選一個合適的人選同恐怖分子周旋。電腦技術人員緊張地忙碌著，屏幕上一行接一行顯示著不同文字：
“……
約·馬·包琴斯基，神甫。波蘭人，1902年生於波茲南，曾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遷居瑞士，在瑞土弗裏堡大學任哲學教授，並在該大學創辦了一個東歐研究所。身體健康。
……”
危急處理小組組長弗格勒與小組成員們交換了一下眼神，會心地點點頭。
9月7日上午10時，一輛小轎車停到了波蘭使館前，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走了下來。他就是約·馬·包琴斯基神甫。這一年他已是80高齡，但仍舊頭腦清晰，身體矯健。移居瑞士後，他在弗裏堡大學任哲學教授，淵博的知識和開朗正直的為人使他深受同事及學生們的歡迎。當瑞土政府向他表示，希望他能協助危急處理小組營救波蘭人質時，熱心的老人欣然同意了這一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