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8日，李富春副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
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在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都應該按照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逐步地實現。在工業建設中，必須根據資金和技術力量的可能，貫徹重點建設的方針來進行建設，那種不分輕重緩急，認為要建設就應該處處大規模和樣樣現代化，這種想法和做法，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有害的。建設一個現代化的重工業企業，一般都要有五年左右的時間，要進行一係列的繁重的工作，要有各個方麵的配合。我們要建設起很多用現代技術裝備起來的工業企業，才能達到工業化，哪能希望在一個短時期內，不費什麼力氣就建設成功呢？
報告對於汽車工業的要求是：
五年內建設並完工的第一汽車製造廠，在它發揮了生產能力以後，每年能夠出產載重汽車三萬輛，供應運輸業的需要。設計能力比第一汽車製造廠大一倍的第二汽車製造廠，也將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開始建設。這兩個汽車製造廠將為我國建立汽車製造工業的基礎。
遺憾的是，1958年的政治與經濟形勢使得報告的內容未能實現，克服急躁情緒的意見也未能貫徹執行。
在大躍進的背景下，一機部汽車局拿出了中國汽車工業發展意見，這個意見相當於中國的第一部汽車產業政策。意見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現有生產水平下，汽車生產的主要方向是解決生產和人民大眾生活需要的交通工具。要多生產一些公共汽車，搞好公共交通，多開線路，做到四通八達。小轎車的使用對象主要是領導機關和對外接待，需要的是高級轎車而不是像東風轎車那樣的中級轎車。
根據一機部的意見，一汽放棄量產東風轎車的計劃，開始布置生產高級轎車。
1958年6月25日，一汽團委書記王道義在傳達團中央會議精神時，告訴了與會者一個消息，北京市要試製高級轎車，向國慶獻禮。這個消息讓參加會議的人坐不住了，一汽是中國新建的第一座現代化的汽車廠，生產轎車是一汽人當仁不讓的責任，我們不能落在北京的後麵。王道義向與會者提問：“我們一汽能否在國慶節前試製出高級轎車？”
他的話如同一把火點燃了大家的情緒。當天晚上，一汽設計處處長陳全立即召集設計處的全體人員開會討論王道義的建議，眾人議論紛紛，但觀點完全一致：一汽一定要把研製中國第一輛高級轎車的‘第一’搶到手。這次會議上，製訂了研製高級轎車的時間表：7月末底盤設計科交出底盤圖；9月車身設計科試製出車身。
一汽黨委采納了設計處的意見，決定立即投入研製國產高級轎車，並向吉林省委作了彙報。吉林省的黨政領導非常高興，要求一汽盡快投入試製。時任吉林省委書記吳德根據當時中央“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號召，建議新試製的高級轎車就叫“紅旗”吧。這樣，一個具有濃厚政治寓意的名字在中國汽車工業叫響，“紅旗”至今仍在一汽飄揚。
從誕生的那一天起，紅旗轎車身上就有著明顯的政治商標。
高級轎車長什麼樣？高級在哪裏？一汽設計處的人誰也沒有見過外國的高級轎車，連高級轎車高級在哪裏都不知道，該如何著手設計呢？和試製東風轎車一樣，一汽決定先以外國高級轎車作為參照。但當時全國轎車少得可憐，高級轎車更是難得一見。陳全是個說幹就幹的人，召開完設計處會議後第二天，也就是6月26日上午，他就趕到吉林工大，向吉林工大說明來意，將吉林工大教學用的一輛美國克萊斯勒1955型“帝國”牌C69高級轎車借來，開進了試製車間。為了支持一汽試製高級轎車，一機部汽車局送來了一輛美國林肯牌高級轎車，周恩來把他的法國雷諾高級轎車也作為樣車送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的坐車是一輛德國奔馳600高級轎車，聽說一汽要試製高級轎車，陳毅也將它送給了一汽。陳毅送轎車給一汽還有一個小故事。
一汽負責轎車試製的王振聽說，北京有一輛全國唯一最高級的轎車也就是外交部長陳毅乘坐的奔馳600.他決定到北京去親眼看一看這輛奔馳600，增加一些高級轎車的感性認識。王振帶上幾個技術人員趕到北京，經過一機部介紹見到了陳毅的那輛車，試乘後感覺確實很先進。聽說一汽要試製高級轎車，陳毅的司機李師傅挺高興。他說：“陳老總是外交部長，天天要和外國人打交道，他說了多次，他不願坐外國車，可是中國沒有國產轎車！你們要是早點造出高級轎車來，陳老總就可以早點換車。”
奔馳600的高級在哪裏？隻有將它分解開後才能了解到所以然。要是能將這輛車借回去看個究竟，對試製高級轎車會有很大的幫助。王振把這個想法告訴了一機部汽車局局長胡亮。胡亮說，我們來想想辦法吧。他很快將這個消息傳遞給了周恩來。周恩來轉告了陳毅，豪爽的陳毅立即高高興興地把這輛奔馳600送給了一汽。
經過對幾輛高級轎車進行反複比對，一汽決定以克萊斯勒“帝國”C69作為主要參照對象。
1958年，全國都處在大躍進的熱潮中，人們分外躁動，到處都在放衛星，作為中國唯一的汽車製造廠，一汽自然不甘人後。1958年7月，一汽下達試製任務書，要求1958年8月1日建軍節前拿出第一輛車，仔細算下來，滿打滿算不到30天。緊接著，任務再度加碼，要求8月15日前，再生產一輛紅旗敞篷車，年底共生產5輛紅旗高級轎車。
在如此短的時間裏要試製出高級轎車，這在今天是無法想象的。但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年代，一汽人在看似難以完成的任務麵前大膽“革新”。他們將仿製對象轎車全部分解開來，數百個大小零部件總成逐一擺放，然後由全廠工人群眾前來主動承接任務，誰能接下哪個零部件，誰就簽下協定，協定的內容是：我保證在規定的時間內，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他們將這種做法形象地稱之為“趕廟會”。特殊時期，人的精神作用所產生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通過“趕廟會”，需要仿製的所有的零部件被熱情激蕩的工人群眾一搶而空。那段時間，全廠所有的車間處室都投入到紅旗轎車的試製，當時的口號是：“乘東風展紅旗，造出高級轎車去見毛主席。”
在一般人眼裏，一輛轎車最搶眼的是車身，給人印象最深的也是車身。仿製轎車的主要問題是要有一個有中國人認可的，具有中國民族文化特色的車身。從轎車製造的工藝流程上說，車身也是轎車最重要的關鍵總成。它的尺寸要與底盤、發動機、輪胎等相匹配，為減少風阻，需要有良好的流線型外形，這些都需要精確的計算。在既無計算機，更無風洞的條件下，試製本身就難上難，一汽黨委要求，一個星期拿出車身。按照今天的認識，一個星期連畫草圖的工夫都不夠，當時也確實沒有完整的工藝圖紙，這真是難為人了。但一汽人藝高膽大，在與動力、底盤等結合部的基礎數據定下來後，大膽設想，先做一個全尺寸的油泥模車身，這樣可隨時修改。黨委書記趙明新、廠長饒斌、副廠長郭力、方劼等廠領導輪番來到模型組，和工人群眾一起，日夜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