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在陝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建築工地上，幹活的工人們掘出了一個陶甕和一個銀罐。陶甕高65厘米、腹徑60厘米，銀罐高30厘米、腹徑25厘米，打開一看——幾乎全是金銀。陝西省文物主管部門獲悉後，立即組織有關人員前來清理和調查。見到陶甕和銀罐裏的器物後，考古人員在周圍的地帶鑽探了幾天，在出土陶甕北部約1米的地方發現了另一個盛滿金銀器物的大陶甕。在2個陶甕和1個銀罐中，共清點出各類文物1000多件，其中金銀器皿271件，金銀“開元通寶”451枚，再加上其他金銀貨幣和金銀飾品，金器的總計重量達298兩，銀器重量達3900兩。
從文獻記載看，唐代的上流社會，簡直就是由金銀構築而成的。相比唐人王建“一樣金盤五千麵”的誇耀、唐太和年間淮南節度使王播入朝時一次進獻皇帝大小銀碗3400枚的排場，何家村出土的數量不過是大唐金銀器的九牛一毛。
在何家村出土的金銀器皿中以杯、盤、碗、盒、壺等器類為多，這些器類在唐代文獻中多有提及。如《舊唐書》給胡楚賓立傳時說他才思敏捷，喜歡酒後作文，唐高宗每次找他寫文章，“必金銀杯盛酒令飲”，可知杯為酒具；又如賀知章《答朝士》詩有“銀盤盛蛤蜊”句，可知盤為盛食器。與杯、盤一樣，碗、盒、壺也作飲食器具使用。實際上，以金銀製作飲食器皿在唐代的上層社會已蔚然成風，其原因並不僅僅是為了顯富貴求享樂，更重要的是與道教的神仙思想有關。早在漢代時，漢武帝就曾篤信黃金“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的言論，唐代貴族以此為據，競相仿效，因此成風。
雖然如此，金銀器皿並不是人人能用的。《唐會要》記載，官員“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純金”；又“六品以下，不得用渾銀”。同時，金銀器皿還是玩賞品，因此，金銀器的製作不僅講究實用性，也講究觀賞性。何家村出土了許多件圖案精美的金杯、銀杯，其中以掐絲團花紋金杯最為富麗華彩。金杯高6厘米，口徑6.9厘米，重230克，一側有環耳，以金絲做成4個團花，焊接於杯的腹部，紋樣凸出器表，極具動感。團花是吉祥的紋飾，在唐代十分常見。這批金銀器皿上還有許多頗具民族情趣的圖案，表達了祝福和吉祥的內容。如，鎏金雙雁紋銀盒的盒麵上線刻相向而立欲作親呢狀的雙雁，雙雁站在結滿蓮子的蓮蓬上。雁在古代是男婚女嫁象征物，寓意夫唱婦隨，永不分離；而蓮子則寓意多子多福。另外，鎏金龜紋銀盤底麵錘揲出象征長壽的烏龜、鎏金鸚鵡紋提梁銀壺外壁刻象征智慧的鸚鵡等等，都表達了相類似的美好情感。此外，何家村出土的“舞馬銜杯”紋銀壺更是一件精品。舞馬的記載最早見於三國的曹魏，到唐代，舞馬較為興盛，不過，當時的一般官員和百姓，是無緣欣賞舞馬表演的，因為舞馬的節目主要表演給皇帝看。唐玄宗是最熱衷於舞馬表演的一位大唐皇帝，傳說他養了400匹舞馬，當他得到一匹從塞外來的良馬時，歡喜得不得了，親自著手培訓。在每年千秋節（即玄宗的生日）舉行的盛大慶典中，舞馬表演是必不可少的。在玄宗身邊做過丞相的張說寫了10多首舞馬的歌賦，其中《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描述得最為精妙：“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既能乖巧地跪拜祝壽，又能醉酒矯作憨態，怪不得玄宗如此喜歡呢！唐代的百姓是無緣看舞馬表演的，可今天的人們卻能有幸窺其一斑，這件鎏金紋銀壺上刻畫有十分精彩的“舞馬銜杯”的圖案，是當今唯一能確證為舞馬的圖像資料，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