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年橋邊小池塘，紅白荷花開滿塘。上橋去，看荷花。一陣風來一陣香。（《開明國語課本》，第41課）
螢火蟲，尾巴上麵光閃閃。照到窗子前，照到屋簷邊。夜裏不怕天黑暗。螢火蟲呀，你家好開燈籠店。（《世界書局國語課本》，第94課）
菊花盛開，清香四溢。其瓣如絲，如爪。其色或黃，或白，或赭，或紅。種類最多。性耐寒，嚴霜既降，百花零落，惟菊獨盛。（《商務國語教科書》，第130課）
這是三篇來自民國老教材的課文，在很多家長的眼中，這樣的文字似乎比孩子們正在使用的語文教材更具魅力。受到時下家長熱捧的這三套教材中，最出名的當屬葉聖陶撰文、豐子愷繪圖的《開明國語課本》，這套1932年出版的老教材和1917年版的《商務國語教科書》、1930年版的《世界書局國語課本》一起，作為“上海圖書館館藏拂塵”係列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重印出版，初版時每套教材各印了八千冊。有意思的是，這套老教材2005年剛剛問世時銷售並不理想，從2008年始，銷售量突然開始上揚，2010年，這幾套教材在各大圖書網站熱銷，最終脫銷。這一銷售“奇跡”讓出版社社長也頗為驚訝，麵對記者的采訪時，甚至用“忐忑不安”來形容自己的心情。
社長這種“忐忑不安”的心情不知能持續多久，民國語文讀物熱卻仍在持續升溫。2011年，民國語文教材的隊伍中又增加了青年出版社的“開明係列語文課本”、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民國語文》、中華書局出版的《民國經典國語課》等。此外，民國學生的作文選本及民國時期的經典兒童讀物如“幼童文庫”等陸續麵市，大有燎原之勢。
民國教材的“玄機”
民國教材引起追捧的原因，不同人群的看法不盡相同。在出版社方麵看來，熱銷的背景恰是當下的“教改”，對於當代語文教材的不滿促使學校和家長將目光投向這批民國經典；對家長而言，老課本的內容“不失兒童的天真”，再配上精美插圖，無疑是不錯的兒童啟蒙讀物；教育界人士則稱：民國老教材提供的是“國學”、“傳統文化”、“童趣”、“真性情”……簡而言之，就是當下教育中缺失的部分。以三套老教材為橋梁，在看似斷裂的當代教育與民國教育之間似乎又拉起了一條線，不論是外行還是內行，都要麵對同樣的問題：中國的教育水準在倒退嗎？
就教材本身而言，直接拿民國時期的教材和當代的語文教材進行優劣比較，其實並不科學。如果不是非要分出高下，對比閱讀之下，第一感覺大概是，民國教材確實有種特殊的“味兒”，使其區別於時下的通行教材。這種“味兒”，部分來自於曆史造就的“陌生化”，卻又不盡於此。要追溯這種特殊的民國味道，隻能回到這批教材編寫的那個時代。畢竟，決定教材編寫的，是其依托的整個教育體製和社會文化氛圍，前者切實可考，後者則隻可意會。換句話說，民國教材編寫的“大環境”，是決定其獨特韻味的“玄機”所在。
以製度論，教材的編寫自1903年以來，一直是“國定製”和“審定製”並存，而“五四”之後到1937年這段時間，則是以“審定製”為主。所謂“審定製”，就是國家教育行政部門，根據頒布的中小學各科課程標準，通過自己設定的教材審定機構，對有關出版單位編輯的各類教材進行審查鑒定，審定通過後準予出版、發行、使用的一種教材編審製度（李杏保、顧黃初《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與國定製相比，這種製度無疑為教材的編寫和出版留下了較大的自由空間，各種民營書店、出版社得以進入教材市場。因此，民間自編教材在這一時期空前繁榮。上麵提到的三套教科書中，《開明國語課本》和《世界書局國語課本》便都是這一製度下的產物。
在審定製實施的前提下，民國時期教材編寫唯一需要遵循的原則便是“課程標準”。1922年“壬戌學製”頒布之後，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1923年公布了新的《課程綱要》，對不同階段國語教學的目的性有著明確描述。其中，中學國語教學目標恰為葉聖陶製定：“使學生有自由發展思想的能力；使學生能看平易的古書；使學生能做文法通順的文字；使學生發生研究中國文學的興趣”；小學國語的課程綱要則由吳研因擬定，其教學目標為：“練習運用通常的語言文字；並涵養感情、德性；引起讀書趣味；建立進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礎；養成能達己意的發表能力。”1929年，因學製更換，教育部又頒布《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其中語文一科，小學部分由吳研因、趙欲仁等人編訂；初級中學部分由孟憲承、劉大白等編訂；高中部分則由孟憲承、胡適等人參與編訂，大體精神與1923年版的課程標準沒有太大不同。此後，這一課程標準又經過幾次修改，但到1930年代，其主要內容和基本格局基本已定，不再有太大變化，恰如葉聖陶所言“我國有課程標準，從民國十一年頒布《新學製課程標準》開始。以後曆次修訂，內容和框架都和第一次頒布的相差不遠，沒有全新的改造”。（《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
1930年代，課程標準的格局基本成形。當然，對教材編寫者而言，這一格局提供的編寫“規則”是相對寬泛的，其在教材中的具體體現方式則相當靈活。加上民國時期中國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型的整體背景，各式引入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的改革都能夠通過教材編寫呈現出來，如《開明國語課本》，全部課文由葉聖陶一人撰寫，容許這種“獨立創作”，是教材編寫自由度的最佳證明，這使得民國教材的編寫與當下相比，在個性、創新、自由度等層麵上的表現都要耀眼一些。相比之下，1986年之後中國教材編寫雖然同樣采用“審定製”，但審批的嚴格程度遠超民國，當錢理群被問及民國教材熱的話題時，他強調自己感興趣的不是教材本身，而是“背後的體製”，民國教材的多樣化和競爭自由化使得好的教材能夠脫穎而出，這是建立在製度保障的基礎之上。因此，當下教材的最大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審查得非常地嚴”，其嚴格程度“你們都不能想象”。
如果說製度層麵的因素是“有據可查”的話，那麼民國“味兒”成形的另一要素——“氛圍”，卻多少有些“虛無縹渺”。不過，很多家長的感受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在談到為何選擇這些老教材作為孩子讀物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到“童趣”、“天真”等詞。換言之，這批教材能夠激起孩子的閱讀興趣，是不錯的兒童讀物。再以《開明國語課本》為例，這正是“藝術化和兒童文學化”的教材編寫理念的最佳體現。與民國時期“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相呼應，在教材編寫上，大量的小學國語教材都強調要采用“含有藝術意味的故事教材”。恰如葉聖陶所說，其編寫原則一是“本書內容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取材從兒童周圍開始，隨著兒童生活的進展，逐漸擴張到廣大的社會，與社會、自然、藝術等科企圖作充分的聯絡，但本身仍然是文學的”；二是“本書盡量容納兒童文學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種文體，詞、句、語調力求與兒童切近，同時又和標準語相吻合，適於兒童誦讀和吟詠”。（葉聖陶《開明國語課本·編輯要旨》）
以“兒童”為中心進行教材的編寫，說來簡單，在實踐中卻是極難拿捏。《開明國語課本》的編寫者葉聖陶和豐子愷，都有相當豐富的中小學教學經驗，及兒童文學創作經驗。豐子愷在散文《兒女》中直言，他最關心的四事是“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熟悉他的人不會忘記他在《讀（讀緣緣堂隨筆）》中對自己的描述——一個“四十九歲的孩子”，因此他愛寫“沒有什麼實用的、不深奧的、瑣屑的、輕微的事物”。早在1940年代，他就曾感慨因為競賽、考試、分數，中國正在“失去孩子”，成為“大人的世界”。顯而易見，在豐子愷的教育理念中，“兒童”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是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世界，拒絕兒童教育中的功利性、虛偽化，強調美感的培育和童心童趣的涵養，才是豐子愷所認同的教育理念。
這種“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大概正是當下教材編寫者所不具備或“不能”具備的。因為其所依托的，是民初整個中國知識界對“兒童”的重新發現和重視。“以前的人對於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聖賢經傳’盡量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什麼，一筆抹殺，不去理他。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方麵的生活。”（周作人《兒童的文學》）承認兒童在生理心理上的特殊性，並給予這種特殊性以足夠的尊重，才有可能創造出適合兒童閱讀的文學。就這一點而言，民國時期知識界和教育界人士進行了大量的試驗，對他們而言，“發現兒童”也是“現代中國”文化改造中重要的一步。在這一大背景之下，兒童教育、兒童文學等問題方能引起知識界、教育界的普遍關注和投入，單以前麵所舉例子來看，當時中小學的教育問題，參與者遠不止於中小學老師，可以說，大部分的知識界精英都曾參與討論或親身實踐。“發現”兒童，並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兒童教育問題，正是這一背景直接催生了“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及相應的教材編寫方式。反觀當下的兒童教育，在“成人化、功利化、意識形態化”等多重因素的淡化或壓抑下，“失去孩子”的擔憂似乎正在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