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為了恢複四川經濟，川茶課稅較輕，商人販運茶葉較為自由，獲利甚豐，刺激了茶業經濟的發展。雍正八年（1730），重新製定川茶稅製，茶稅有課、封、羨、截等項目。課是征收茶農的茶課，商人憑引購茶時，在價格上扣除課金部分，隨引赴地方官代為繳納；封是茶商完納的正稅項目；羨是額外貢納；截是茶票過關，查驗相符，截角放行的項目。並且根據邊引（銷民族地區）、土引（銷天全地區）、腹引（銷內地）之分，稅率略有不同。一般是邊引稅重，土引次之，腹引稅輕。每引100斤茶葉，邊引共納稅銀約0.9兩，土引約納0.7兩，腹引約納0.6兩。按嘉慶時期（1796－1820）的引額計算，邊引11.9萬張，土引 2萬張，腹引1.6萬張，全川征收茶稅估計為銀12萬兩以上。光緒十八年（1892），川督劉秉璋稱，僅川茶銷藏一項，每年有1400萬斤，征銀十數萬兩。這對於全川財政來說，無疑是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清朝末年，政府內憂外患，財政支絀，各種茶業的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如紙朱銀、腳力銀、鐵路租捐、茶桌捐、厘金等，茶業捐稅已達到茶商無法承受的地步。
民國時期，四川邊茶、腹茶每票一張，納銀一兩。1915年共發茶票15.1萬張，收稅銀15萬餘兩。從1915－1935年，四川軍閥混戰，割據稱雄，橫征暴斂，有的地方茶課比原額增加數倍，造成生產萎縮，茶商倒閉。1935年，四川省政府重新整頓茶稅，稅製混亂的狀況稍有好轉。1938年廢除引岸製度，征收3％的營業稅。1941年因抗日戰爭的財政需要，又對茶廠征收15％的出廠稅。有的地方還有保甲捐、行費等苛捐項目。加上關卡林立，重重課稅，造成茶業蕭條，川茶業處於奄奄一息的境地。
總之，中國曆代王朝都重鹽茶酒稅，作為財政來源。統治階級根據財政需要，茶稅標準時有變化。一般而言，每當政府遇到財政支絀，就通過加重茶稅，榨取人民血汗，影響了茶業的發展。
4．川茶與政治
四川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它的西北部是藏族聚居區，並且連接西藏、青海、甘肅的藏區和其他牧區民族。這些民族地區因自然條件的限製，不產茶葉。而當地人民肉食乳飲，嗜茶成性，飲茶成風，需要飲茶助消化，解油膩。另一方麵，中國的戰馬又大都產於西北高寒地區，曆代王朝又需要牧區戰馬以維持其軍事和國防的需要。因此，內地同藏區茶馬及其他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構成了漢藏兩大民族、中原和藏區不可分割的聯係。川茶曆來是漢藏兩大民族，中原和藏區聯係的紐帶。所以從前有人說，川茶是“政治商品”，它的政治屬性遠遠超過它的經濟屬性。
自唐朝與吐蕃王朝建立政治聯係，四川的昌明茶、名山茶、臨邛火番餅茶，就源源不斷銷往藏區。茶葉就開始成為漢藏茶馬貿易，經濟聯係，賞賜吐蕃使臣的重要政治商品。
宋朝是一個軍事力量遠遜於唐朝的封建王朝，經常受到契丹、西夏、金朝的軍事進攻。宋朝為了增強國防實力，需要用茶葉與吐蕃等族交換戰馬，為了同契丹、西夏政權保持和平局麵，每年還要用“歲納”、“歲賜”的名義，供應契丹、西夏大批的茶葉。茶葉在宋朝政治上軍事上的作用非常重大。
宋神宗熙寧年間王韶開熙河，這一帶的吐蕃部族北與回紇相通，西與青海吐蕃部族相接，產馬乏茶，“頗以善馬至邊，其所嗜為茶，而乏茶與之為市”。於是熙寧七年宋朝在四川榷茶，建立都大茶馬司，主管川秦地區茶馬事宜，開創了中國官營茶馬貿易的新篇章，四川茶葉成為交換戰馬的專用商品。從此，“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裏來”。北宋時期，四川茶葉在青海、甘肅地區交換的戰馬每年在15000—20000匹之間，南宋時期，在甘肅地區交換的戰馬每年在6000匹以上。這就解決了宋朝的戰馬來源，增強了同契丹、西夏、金朝抗衡的軍事力量，鞏固了國防。同時還使甘肅、青海一帶的吐蕃部族歸順宋朝，維持了民族友好關係，保障了邊疆安全。
四川茶葉還是宋朝對四川境內吐蕃等族進行羈縻統治的重要手段。政府用茶葉賞賜歸順宋朝的羌藏部族，用茶葉開展邊貿互市，用茶葉購買羈縻馬，維持了四川地區的民族友好關係。所謂羈縻馬，是指宋朝為了維持對四川羌藏等族的羈縻統治而向他們購買的馬匹。這些馬短小瘦弱，不堪作戰，價格反比西北戰馬貴三倍以上。其目的在於使出售馬匹的部族歸順宋朝：如果拒絕歸順宋朝，甚至為敵擾邊，則停止買馬。宋朝每年用茶葉購買羈縻馬約5000匹，使這些部族得到不少的經濟實惠。因此，他們“素效順，捍衛邊陲”。“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改善了四川境內的民族關係，維持了四川的安寧。
元朝把大江南北、蒙藏高原盡入版圖。其根據地驪黃成群，戰馬雲集，茶馬貿易的需要已經消失。但為了維護民族團結，仍然與民族地區開展茶葉互市，在四川碉門（今天全）設立市場，將西蕃茶葉銷往羌藏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