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府路的人口占川峽四路總人口的40％以上，它的人口密度大大超過宋轄區和川峽四路的平均數，在北宋時與兩浙路不相上下，到南宋時更成為全國唯一的一個每個平方公裏內平均居住人口達到一百人以上的地區，兩浙屈居第二。第三名便是梓州路，它的人口占川峽四路總人口的26—36％，人口密度也比宋轄區和川映四路的平均數多出不少．這說明成都府路、兩浙路和梓州路是宋代人口最集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至於夔州路和利州路，入口分別僅占川峽四路總人口的8—1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裏內居民不足二十人，低於宋轄區和川峽四路的平均數。特別是夔州路在南宋後期更少到十人以下，連“人稀土曠”的廣南東路也不如，僅略高於廣南西路。這說明夔州路和利州是宋轄區內人煙最稀少、經濟最落後的地區之一。
其次，土地利用率相差很遠。
北宋元豐年間每平方公裏內的平均耕地麵積，整個宋轄區為一百八十四畝，兩浙路為二百九十六畝，而成都府路高達三百九十四畝，大大超過總平均數，比兩浙路幾乎多出整整一百畝。單就成都府一路而言，說它“無寸土之曠”是不算誇張的．至於夔州路和利州路則遠遠低於總平均數，甚至不如廣南東路，僅僅高於廣南西路。特別是夔州路每平方公裏內平均耕地隻有兩畝，其耕地之稀少確實有如“殘星掛遠山”，可憐極了。成都府路每平方公裏內平均耕地分別是利州路的二十四倍、夔州路的一百九十七倍，差異之大實在驚人。
再次，二稅收人多寡懸殊。宋代川峽四路的糧食產量究竟有多少，如果“畝稅一鬥”果真是“天下之通法”，倒是可以輾轉推算出來的。但因各地稅額並不完全一致，特別是二稅的附加稅更是各地輕重不一，加之宋朝政府的二稅收入統計采用不同名數簡單相加的辦法，不作折算，很不科學，以致糧食產量無可考．不過，二稅作為鄉村中最基本的土地稅，二稅收入的多寡畢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各地農業生產水平的高低。據此。
成都府路的二稅收入達夔州路的六倍之多。無怪乎蘇軾要稱譽這裏“千人耕農萬人食”，一個農業勞動者即可養活九口人。如果說蘇軾的話難免摻雜著對故鄉的懷戀之情，不盡可信，那麼，蘇州人範成大南宋時到四川做官，親臨其境，目睹其情之後，說成都一帶“綠野平林，煙水清遠，極似江南”，“美田彌望”，同他的家鄉兩浙相比絕無高下之別，應當是公允的。而蜀人高斯得認為這裏農業耕作之細，糧食畝產之高，僅僅次於兩浙，更應當是可靠的。至於梓州的二稅收入，也多達夔州路的五倍有餘。《蜀中廣記》卷517盛稱此處“有桑麻黍稌之饒”，它當之無愧。而夔州路呢？單由其二稅收入甚少一端也可看出，陸遊的詩句“峽中天下最窮處，萬州蕭條誰肯顧”，並非純屬文學性的渲染。總之，宋代四川農業生產發展極不平衡，既有“極似江南”的全國先進地區，也有宋轄區內“最為貧瘠”、“最號窮陋”的落後地區。
（二）手工業。南宋人章如愚說“機巧之利，古稱青齊，今稱巴蜀”。在宋代，從總體上說，四川的手工業居於領先地位，但具體而言，四川各路的手工業發展狀況同樣是十個指頭不一般齊的。手工業生產部門繁多，難以盡舉。
在紡織、製鹽、釀酒等各個工業部門中，四川各路的生產發展都很不平衡。成都府路的匹帛、絲綿、酒課三項歲入分別占四略總額的40—59％、麻布歲入更是遙遙領先，占到總額的97％以上。唯獨製鹽業遜色一些，但年產量畢竟占了總額的26％，仍然超過四路的平均數。此外，宋代四川著名的造紙業和印刷業，更主要集中在成都府路。可見，成都府路的手工業生產在四川各路中名列前茅。梓州路的手工業生產也比較發達，它的鹽年產量和匹，絲綿、酒課等各項歲入分別占四路總額的26—43％，麻布歲入雖僅占總額的20％，但仍高於利州、夔州兩路。而利州、夔州兩路則相當落後，兩路的麻布歲入和夔州路的酒課歲入低到不足總額的1％。當然，它們也並非事事不如它路。如夔州路的鹽產量甚至比成都府路還略勝一等，不過這些終究屬於個別事例。
（三）商業。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商稅征收的基礎，各地商稅收入的多少理應反映商業發達的程變，隻因商稅同二稅一樣，不同地區稅率不同，征收情況相當複雜，所以這種反映不可能完全準確，但仍可供參考。基於這種認識，現據《宋會要輯稿·食貨》16，製成熙寧十年（1077）四川各路商稅額比較表，借以顯示其商業發展的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