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1923～），猶太人後裔。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1923年5月27日生於德國費爾特市，1938年移居美國，1943年加入美國籍。1971年7月，基辛格作為尼克鬆總統特使訪華，為中美關係大門的開啟作出了曆史性貢獻。1972年2月陪同尼克鬆總統訪華。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多年來一直關心和支持中美關係的發展，並多次訪華。著有《核武器與對外政策》（1957年）、《複興的世界》（1957年）、《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展望》（1961年）、《麻煩的夥伴關係：大西洋聯盟的重新估價》（1965年）、《白宮歲月》（1979年）、《紀錄在案》（1981年）、《動亂年代》（1982年）等。
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應邀來外交學院講話。我知道諸位要聽清楚我講的英語，一定會有困難，因為我講英語帶有德語的口音。對我來說，每次訪問中國都使我心情激動。我們兩國重新建立關係時，雙方當然都有重要的具體原因。大國之間的長期關係確實隻能建立在對國家利益的正確理解的基礎上。此外，我在多次來中國訪問期間，還同許多人結下了個人的友誼並留下了那麼多親切的回憶。就我而言，這些交往不僅反映了國家利益，而且也帶有感情色彩，這麼說是違背了在執行外交政策時我自己的某些原則。我應邀同你們談談薑蘇關係問題，大約在一周前我才接到邀請，因此我來不及寫成講稿，我隻能按照提綱來講。我並不是因為你們是中國聽眾才這樣來談這一問題的，我對你們講的也同我對其他聽眾所講的一樣。
美國和蘇聯之間的關係是極其複雜的，部分原因是兩國有極其不同的曆史經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美國實際上一直無須執行什麼對外政策，它受到兩個大洋的保護。對我們來說，並不存在強大鄰國的問題。因此，美國當時形成的對外政策的觀點，部分是孤立主義的，部分是道義上的。那時，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曆史的偶然性使我們有幸在地理上遠離他國，這也反映了我們在道義上的優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所尋求的隻是能夠再次回到它以前與外界隔絕的地位。第一次大戰結束時，威爾遜總統堅持認為美國應該與勢力均衡之類的概念劃清界限。我們當時考慮建立世界性組織，甚至考慮建立世界政府，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人有責任改善世界，而不僅僅是控製世界。當杜魯門總統去參加波茨坦會議時，他拒絕提前與英國首相會晤，因為他不想讓斯大林認為我們和英國串通一氣對付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多數美國人夢寐以求的是發揮今天不結盟運動所起的那種作用，也就是在英國與蘇聯（當時是這樣認為）的衝突中充當仲裁人，采取超脫的立場，執行獨立的外交政策。
我之所以提到這一切，是因為與蘇聯發生衝突並非美國人天生的嗜好，和蘇聯發生爭執是不符合絕大多數美國人的願望的。
現在我簡要談一談俄國的曆史。由於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即今日的蘇聯及昔日的帝俄地處遼闊的平原，沒有自然疆界，俄國的曆史就是一部擴張史，既向西擴張，又向東擴張。19世紀擴張到西伯利亞，18世紀末、19世紀初擴張到歐洲。人們經常說，俄國人有理由感到不安全，因為他們常常受到侵犯。這是事實，他們確實經常受到侵犯。但是，如果你翻開任何一本曆史上的地圖集，將任何一個世紀末與任何一個世紀初的歐洲、亞洲和世界的地圖相比較，你就會發現，俄國仿佛永無休止地向亞洲、中東和歐洲推進。這一點也是事實。在蘇聯占領阿富汗之前，在19世紀後半葉，帝俄就已占領了位於阿富汗以西的許多獨立的公國。人們有時說，從曆史上看，不管誰統治現代俄國，都會感到不安全，除非他在邊界兩側都派駐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出現了這一問題。美國當時突然發現，蘇聯軍隊正在東歐建立政府；而原來許多美國人認為美蘇關係會是合作關係，但結果卻變成了敵對關係。因此，戰後兩國關係曾多次出現過緊張。但是，認為這種緊張都具有同樣的根源是錯誤的。在我看來，就美國和蘇聯而言，東西方關係的根本問題是十分簡單的。如果蘇聯願意成為一個同其他國家一樣的國家，那麼就有可能製定出共處原則並做出同蘇聯共處的具體安排。如果蘇聯認為，它能夠確立像勃列日涅夫主義那樣的原則，根據這種主義，它有權強行扶植它所喜歡的政府，或當它認為是正確的政府遭到威脅時，它有權進行幹涉，那麼緊張就會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