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4個月中，成千上萬的人民站了出來。如果不是他們站了出來，我們今天就不會站在這裏。所以，我感到很謙卑，由我來接受這個獎勵；但是我很自豪，以所有"和平人民"的名義，站在這裏接受獎勵。
我也有一種曆史之感。我感受到了在我之前所有站在這裏受獎的人。我們尤其想起了馬丁·路德·金，我們珍藏著對他的記憶，他的理想他的聲音仍在激勵著我們，如同它們對全世界所有參與、所有積極投入為了正義與和平的非暴力鬥爭的億萬人民的激勵那樣。
科裏根、麥克沃恩和我有此榮譽去年在柏林從國際人權社柏林分部接受了卡爾·馮·奧西埃茨基獎章，所以，我們更有理由想到此人。他，在42年前，身處希特勒德國的監獄之中，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他不能前來這裏受獎，但是，這對當時那些在無望中為正義活下來而奮鬥的人是多麼大的鼓勵，對今天為非暴力而奮鬥的人，是多麼大的鼓勵。
當我們想起奧西埃茨基和那些在監獄中憔悴的人，我們也想起那些現在北愛爾蘭監獄中的人，那些被傳統誤導使用暴力的年輕男人和女人。我們尋求在一個非暴力社會中他們的盡早獲釋。我們想起了像埃斯基維爾這樣的人，他在阿根廷未經審判而被囚禁，我們想起了全世界那麼多相似的被監禁者，他們惟一的"罪行"就是他們對用非暴力方式在人類大家庭中創造正當聯係的堅持不懈的奉獻。所以，我們覺得自己是站在由過去傳下來的一個曆史行列之中，覺得我們自己，我們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人類曆史的一個重要時刻，一個充滿了機會和危險的重要時刻。
帶著這麼一種曆史感，我們感到了一種特別的榮譽--給婦女的榮譽，在這一時刻或許更顯得特殊。戰爭傳統上是男人的活計，盡管我們知道女人常常是暴力的起因。但是，婦女的聲音，那個最直接地育出新生命者的聲音，當對一場接一場戰爭的浪費生命提出反對的懇求和哀告時，卻總是無人傾聽。在爭取一個非暴力世界的鬥爭中，婦女的聲音有著特別的作用、特別的心靈的力量。我們並不想用性別主義或任何形式的好戰的女權主義來替代宗教教派或意識形態的分野，但我們的確相信，如同麥克沃恩所相信的--他在精神上與我們在一起，婦女在這場偉大的鬥爭中將發揮領導性的作用。
所以，我們的榮譽是所有婦女的榮譽，特別是她們在領導一場為爭取正義與和平的社會的鬥爭中發揮了作用的榮譽。在呼喚和平工作所需要的愛上，同情比智力更為重要，本能常常比冷冷的理性具有強大得多的啟示力量。我們必須思考，必須苦苦思考，但在我們開始思考之前我們沒有同情的話，那麼我們多半不過是開始與各種理論糾纏。這整個世界被意識形態、被理論劃分著左與右，人們時刻準備為他們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戰。然而，整個人類家庭卻可以用同情來聯合，如同麥克沃恩最近在以色列所說的，"同情自動地承認人權……它不需要一個憲章"。
在那麼多不同的文化中，在那麼多業已過去的世紀裏，婦女的角色被從人們所稱的公共事務中排除出去。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她們精力要集中於與家庭相關的事情上，她們更保持著與實際生活的緊密聯係，與孕育生命和愛的生活的聯係。為了生存，人類曆史的一個時刻也許會到來，這種生活將壓倒那些導致了戰爭的自命不凡的冒險而獲得榮譽。
但是我們並不希望看到男女這樣的分裂，我們隻希望看到一種自然的、尊重人的愛的合作。婦女和男人一道就能夠將這個世界創造為美好的人民的世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自己稱為"和平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