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時務學堂起風波
光緒丁酉年，盧性正的老師夏思痛參加順天府鄉試，錄為議敘通判。這個職位在整個官僚體係中並不算得是什麼顯赫職位，但卻有著直接向皇帝上書的權利，並且參與地方的一些實際事務，與地方各勢力都有著交道。此時的盧性正在經曆被誣陷一事之後，在山寨之中暫避了一陣風頭，但思前想後，總覺得落草為寇始終不是長久之計，正在躑躅何去何從，得知此喜訊，居然說服王四腳豬，投奔到了其恩師門下，但夏思痛考慮到盧性正性格耿直，口無遮攔，且既無出身，又無靠山，並不適合在官場經營，便沒有直接將其安排在身邊，而是通過當時湖南時務學堂的教習唐才常，推薦他去時務學堂跟學，隻在方便之時，在幕後幫助其處理一些事務。
這所學堂，是著名維新派人物譚嗣同參與創辦的。當時譚嗣同來到湖南時，所到之處皆是鮮花和掌聲，湘人對其期待之高，可見一斑。因而，這所時務學校也得到了時任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讚助，熊希齡任提調（校長），梁啟超任中文總教習，歐榘甲、韓文舉、唐才常等任分教習，一時間，呼聲甚高。
時務學堂的第一次招生考試於9月24日舉行，四千餘人參加了報名應考，結果隻錄取了40名學生。雖然招生不多，但來這所學堂讀過書的學生，大都是中國最優秀的傑出人物，如蔡鍔、秋瑾、林圭等等。盧性正雖然沒有來得及參與正式考試，但由於得到了唐才常教習的推薦，這以後數月，他就以外課生的名義，在學校跟讀。因為都是些年輕人，思維又比較開放活躍，盧性正與他們相處得十分愉快，常常互相砥礪，詩詞唱和，一起研讀介紹新知識、新思想的書籍刊物，議論時事政治，抒發理想抱負，彼此結下了很深厚的友誼。
其時，該校的教學內容，主要按梁啟超製定的《時務學堂學約》來執行。該“學約”規定，學堂學生應該立誌“以天下為己任”。“有誌須先有智識始得”，“誌既定之後，必求學問以敷之，否則皆成虛語，久之亦必墮落也。”其本意也就是要培養既有理想又有知識的維新人才。
在教學內容上，該學堂采用“中西並重”的原則，具體功課則分為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普通學有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誌及格算諸學基礎四門；專門學有公法學、掌放學、格算學三門。學生所讀之書，有涉獵之書，有專精之書。梁啟超認為：“今時局變異，外侮交迫，非讀萬國之書，則不能通一國之書。”但致力於“西籍”，首先須通曉“中國經史大義”。“今中學以經義掌故為主，西學以憲法官製為歸，遠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采西人政治學院之意。”而他所注重的“中國經史大義”，就是“以宗法孔子為主義”，“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這實際上是經過康有為改造，並為維新變法提供理論依據的“公羊春秋”學說。梁啟超為此還撰寫過《讀春秋界說》和《孟子界說》，作為該學堂學生的教材，主要是向學生灌輸變法改製思想和大同民權學說。此外，梁啟超還撰編了《讀西學書法》和《西學書目表》，向學生介紹西學著作及其源流。實際上，盧性正等人的學習範圍卻大大超過了學堂裏所教的內容，除了醫書機械之外，詩歌雜文等等也多是當時之罕見，盧性正偏好曆史地理一類的書，凡讀書必在書眉書尾題上劄記心得，用功之深，更甚於當年為考取功名而做的努力。
在教學方法上，該學堂的“學約”又有四個主張很引人注目。一是主張啟發式教學。學生要“深造有得，旁通發揮”，並“精思以對”，“各抒所見”；二是主張聯係實際進行教學。學生讀書應“切於今日之用”，“於當世有所救”；三是主張中西比較進行教學。學生既要精通“中國要籍一切大義”，又要“旁征遠引於西方諸學”。梁啟超主張將儒家“六經”和“周秦諸子”與“西人公理公法之書”、“曆朝掌放沿革得失”與“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今日天下郡國利病”與“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進行對比，從中求“治天下之理”、“治天下之法”；四是主張學生自學、同學討論與教習批閱指導相結合。《學約》規定，學生每人要準備劄記本一個，每月所讀之書的筆記和心得要認真記載，有疑問則寫成字條投入“待問匭”，教習將逐一回答指導，詳細者則刊登在學校報紙上。同時規定每月有幾天為“同學會講之期”，學生們在教習指導下互相交流劄記本，“或有所問，而互相批答，上下議論，各出心得”。教習們對學生的劄記的課卷要進行認真的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