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母親經受了70年的艱辛，嚐盡了人間的世態炎涼之後，帶著太多的遺憾，太多的惆悵離開了人世。母親走的時候丈夫還沒有“解放”，他還在農村沒上來，母親幾次閉上眼睛又睜開，她實在掛牽她的親人不忍離去。
1942年暑假，他小學畢業了，幾年的小學生活還算平靜。小學畢業後他考入當時天津最著名的中學——工商中學。工商中學是一所國外辦的天主教教會學校，校裏的管事多半是法國人。這是一個男中，旁邊還有一個女中名為聖功中學，也是這個教會辦的。這個學校與其他學校最大的不同是多了一門課程，這門課講的是聖經的故事，並宣傳平等、自由、博愛等等觀點。記得一個法國教師講，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孩子，沒有天生的高貴，更沒有真龍天子。還說自由主要指表達的自由，每個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等等。許多觀點深深地植入他幼小的心靈中。
1941年11月7日“珍珠港事變”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開始了。就在那一天日本鬼子兵開進了租界。他還記得那一天學校沒有上課，滿街都是日本鬼子兵，打人、抓人。以前他們極少離開租界區，鬼子進來以後，使他更進一步感到做一個亡國奴的屈辱。
初中一結束，暑假剛開始，學校貼了一張布告，說是接日本方麵通知全體師生暑假期間必須至少參加一次“勤勞奉事”，不參加者一律開除。好像旁邊還有一張“大日本帝國天津司令部”之類的通知。
他不敢不去，在規定的時間範圍內去了，他們那一批有上百人，大家排著隊去了碼頭。分配大家拉大車，每十個人拉一輛車，由碼頭拉到日本倉庫。抗日戰爭期間，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以後，日本油料極缺，靠畜力還拉中國人做苦力。
當時他在初中一年級才十二歲，年紀最小，大班同學讓他坐在車頂上，健壯的同學爭著架轅，大家互助友愛，還有一位老師，又瘦又長，也分配在他們這個車，同學們對老師說：“日本人來了你就推一推車，不在時就扶著車走吧，我們來拉車。”就這樣，上了路不幸的是走在半路，一個日本鬼子惡狠狠地走過來打了老師一個耳光，罵道：“八咕鴨魯，你是什麼的幹活？”，接著又一頓拳腳，老師倒下又站起來沒有哼一聲，同學們開始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後來明白鬼子在打老師，同學們都氣得漲紅了臉，有幾個學生想衝上去，老師用嘶啞的聲音喊：“同學們都別動！都別動！”。
鬼子打完人氣呼呼地走了。老師一瘸一拐地扶著車向前走，眼角還流著血，老師哭著說：“同學們，這就是亡國奴啊！同學們記住今天，將來要算這筆賬”，還說：“同學們要發奮啊！祖國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同學們都在流淚，他坐在車上已經泣不成聲了。
開學以後，他把這件事告訴一個要好的同學，這個同學說：“咱們現在就要給老師報仇”，並說那位老師開學後沒有再來。
初中二年級上化學課。老師在課堂上講到磷必須放在酒精裏，在空氣中會“自燃”。他忽然腦子一動，下課後去找那個同學，兩個人策劃把酒精加磷放在瓶子裏，再倒在日本人的馬車上，這樣貨物運到日本倉庫，酒精揮發了，磷就會起火，燒鬼子倉庫。當時由他家到學校的路上經常有一隊隊的馬車，插著日本的小旗子，車上估計是運的軍服。當時決定由他去化驗室“偷”磷和酒精，由那位同學偵察“地形”，決定在哪個地段下手最好。一切進行得很順利，那天他倆騎著車，趕車的沒有注意後麵，隻有一個鬼子兵在車隊的最前麵，那個同學把瓶口打開，把酒精和磷塊都倒在緊靠著的貨物之間的縫隙裏，兩個人完成了任務後，又興奮，又開心。而且商定絕對“保密”，這就更感到刺激。沒過幾天，那位同學又來找他，說在他們住的胡同有一家住的是漢奸，經常打麻將牌到深夜，還有日本人在裏麵，還說那個漢奸在鬼子麵前“活像個孫子”。每天晚上在漢奸家門口停一排人力車（洋車），咱們得想辦法治治他們。他們倆晚上觀察了一下“地形”，果然聽到打麻將牌的聲音，還有女人在陪唱。門口至少有七八輛洋車，都是嶄新的，銅燈還擦得鋥亮。兩人商定許多方案，最後決定用稀硫酸倒在車墊上。夏天，褲子單薄，硫酸會透過來燒漢奸和鬼子的屁股。商定後立即行動，還是由他去偷硫酸，稀釋後放在玻璃瓶子裏，存放在那個同學家中。一天晚上十點多鍾同學來喊他，他們飛快到了地點，果然胡同靜悄悄的。他們順利完成計劃。經幾天觀察洋車果然不見了，他們想象那些混蛋脫褲子也不好，穿著又燒得難受，兩人想象那副樣子，真想做一副“動畫片”，兩人足足高興了一兩個月。
抗日戰爭最後一兩年家境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了。前幾年靠變賣度日，後來實在也沒有什麼可賣了。
他的大姐潘家美，很有繪畫天才，當時在“藝專”即現在的中央美院讀書。她隻好中途退學在一個中學教美術課。他那時十三、四歲，正是能吃的年齡，但那兩年他是在饑餓中活過來的。中午的時候帶一個飯盒，裏麵通常是兩塊白薯、一個混合麵窩頭和一塊鹹魚。有時他在課間操時（大約上午10點鍾）就忍不住把午飯吃下去了，然後要支持到下午五點鍾下學。記得有一次他午休時坐在台階上曬太陽。同學招呼他去打乒乓球，他站起來，又坐下了，覺得眼前發黑，實在沒有力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