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工業部有兩家大型煉油設計院，一個在北京，另一家在撫順。撫順煉油設計院文革期間遷至洛陽，即現今的中國石化總公司洛陽煉油設計院。他來了以後被分配到機械室。機械室的李主任是一位愛惜人才、刻苦實幹的專家，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他分配到李主任手下真可謂三生有幸。他報到以後接受任務，先後編寫了十二本煉廠設備設計準則，這個準則改變了技術上向蘇聯一邊倒的情況，取世界各國之長，主要是參考了ASME（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標準，使整體煉廠設備設計水平向前進了一大步。這個規範為撫順煉油設計院采用，同時也為北京煉油設計院及當時國內一些煉廠的設計部門參考采用。這個規範大約用了二十年。
古巴卡斯特羅上台以後，中國由古巴取得了一全套美國在古巴所建煉廠的圖紙，其中包括催化裂化等等，這比中國當時的技術水平先進一大步。這一套技術中國當時稱之為“五朵金花”。“五朵金花”中所采用的加熱爐也比蘇聯“傻大黑粗”的方箱爐先進得多，但那種立式爐結構相當複雜，爐管和耐火磚都掛在鋼架上。這種鋼架用解析法很難計算，他與另一位工程師共同努力采用彎矩分配法（一種漸近法）藉助手搖機械式計算器進行計算終於獲得成功。他還被邀請至北京煉油設計院做了講座，後來這種方法在電腦推廣之前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應用。幾十年以後他碰到大慶煉油廠一位老專家，還談起他和那種計算方法，不過那時他已離開煉油設計院從事管道工業了。
時隔數十年，回想起那段歲月能有機會為祖國做些貢獻深感十分欣慰。李主任後來調至撫順石油機械廠任廠長。相隔近四十年以後，有一次他和石油部一位副部長去東北“視察”，到撫順石油機械廠後他提出要見見這位老廠長，可惜不巧這位老廠長在外地，未能見麵，至今仍感十分遺憾。
他來到撫順後，他們夫妻住在“雞房”裏。所謂“雞房”是由養雞場改造的“宿舍”。那是一個長條形的房子，中間用板隔開，住著許多人家。廁所在外麵，是半露天的，在公共食堂吃飯。去時正值夏季，房間潮得長蘑菇，冬天外麵北風呼嘯，房間裏點一個小煤爐子取暖。房間隔音很差，相互間隻有10毫米的一層硬紙板。一年冬夜，隔壁一位老婦去世了，他清楚的聽到老婦人痛苦的呻吟、越來越急促的喘息以及由這個世界走向那個未知世界的全過程，實際上他與老婦躺的位置相隔至多隻有一個手掌長。
條件是艱難的，但夫妻相依為命、互相鼓勵，感到內心還是溫暖的，甚至算是他們的第二次蜜月。
在饑餓的年代，“人整人”暫時平息了，在文革之前他們分配到一間新居，是與另一個家庭合住一個兩居室的單元，每家一間住房，合用廚房和廁所，條件比以前改善多了。他們非常珍惜這文革前短暫相對平靜的幾年，大家都爭分奪秒的為祖國做工作並修補心靈上的創傷。
右派摘了帽子後稱之為“摘帽右派”。和他同在機械室工作的另一位“摘帽右派”——老丁是地下黨員，1949年以前在上海從事學生運動，可謂出生入死的為共產黨賣過命。1957年以前與黨委書記閑聊時曾談到一些關於改進黨的作風的意見。反右時被那位書記“出賣”了，於是被打成右派。老丁平時沉默寡言，技術上也是精明強幹。不久以後他與老丁成為摯友。他發現老丁在政治上頗有遠見，在文革初期在他還迷惑之中時，老丁一語道破，並分析那時的形勢和可能的後果，後來事態的發展果真與老丁所言幾乎一絲不差。在他若幹年以後下放到農村時，老丁已調至洛陽工作。老丁還輾轉數日專程來農村看他，還帶上六七歲的小女兒同行，這小女孩與他的兒子年齡相仿，大家擠在一個炕上，真是說不完的話。
大約三十餘年以後這一切均已成難忘的回憶。老丁在文革結束後調至上海工作。他曾照原地址去過多封信都退回了，才想老丁可能已搬家了。有一天突然接到老丁的來信，原來老丁也正在找他。他因公去上海的機會很多，多次與老丁相會。老丁說那位書記曾寫信來表示懺悔。並說該書記文革期間被整得更慘。他想此人能夠懺悔也還有一點良知。有一天他從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寫一位女性在文革期間還是小學生時批鬥北京原市長吳晗的場麵，並寫到她曾向吳晗臉上吐了一口痰，幾十年過去了，她已四十有餘了，內心仍感內疚和懺悔。他想這是一位好人，而那些曾沾滿受難者的血的打手至今是否有懺悔之心？他們怎麼教導自己的兒女？
撫順市石油係統的右派初期都集中在一起勞動改造，他常常聽難友們講起張大勇（化名）的故事。大勇是個共產黨員、在朝鮮戰場上受過傷。立過戰功。複員後任撫順某煉油廠的保衛科科長。鳴放時他對廠內某些領導搞特殊化提出意見，還說：“國民黨才成立時提出建立共和、打倒列強，當時還是得到人民擁護的，後來腐化墮落、脫離人民群眾，最終被推翻了，我們要引以為戒”，反右時說大勇要組織群眾推翻共產黨，被打成極右分子。極右分子已接近十八層地獄的最底層了，隻給最低生話費、監督勞動。大勇曾有一位年輕的妻子和一個四五歲的兒子，是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禍從天上來，家庭分裂了，妻子離婚後去外地了，小男孩送到某收養所收養。大勇從早到晚幹著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