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5年，這個新文化運動潮頭初起的年份，陳獨秀先生主編的《青年雜誌》（《新青年》）第2期上，有四首總名為《讚歌》的譯詩，它的作者是印度詩人泰戈爾。1924年，泰戈爾來到中國，掀起了一場“泰戈爾熱”，這場熱潮持續至今，已近百年，而那一首首雋永、深刻、優美的詩篇，也滋潤了一代代的中國人。因此，泰戈爾不僅是印度人民的詩人，也是中國人民的詩人。
泰戈爾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詩人，更是世界人民的詩人。早在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首次被一個亞洲人戴上了頭頂，在頒獎詞中，瑞典文學院說道：“由於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美的詩篇；這些詩不但具有高超的技巧，並且由他自己用英文表達出來，便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由此，整個世界都知道了泰戈爾，泰戈爾也用他那雋永而深刻的詩歌、富於感染力的小說、深含哲理的戲劇一次又一次征服了全世界讀者的心，用那一縷縷愛的柔光，溫潤著億萬人的心靈。
泰戈爾不僅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擅長多種文體的作家，更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作曲家和畫家。他在70歲的時候開始學習繪畫，畫作達1500餘幅，曾展出於世界各地。1950年，印度人民定下了自己的國歌《人民的意誌》，而它的作者就是泰戈爾。
1861年5月7日，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在印度加爾各答一個文化教養深厚的貴族家庭出生，其父親戴賓德納特·泰戈爾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哲學家。因為家庭環境的熏陶，也因為他卓越的天賦，泰戈爾8歲開始寫詩，12歲進行劇本創作，15歲時在大學雜誌《知識幼苗》上發表了一部長達一千六百行的長詩《野花》，自此正式開始了他長達65年的輝煌創作曆程。
在這段漫長的創作生涯中，泰戈爾的詩歌創作必然也要經曆某種變化，學界一般將泰戈爾的詩歌創作分為前期、中期和後期三個階段。前期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至二十世紀初印度反英運動止，這段時間是他的黃金時代，風華正茂，思想活躍，感覺敏銳。其後期創作則是從一九一九年起至一九四一年詩人逝世，這段時間內泰戈爾先生為了世界各國獨立和解放運動多方奔走，其思想更臻成熟，作品的戰鬥性也更強。
在前後之間的中間時期，是泰戈爾思想上最為複雜的時期，此時，他因為意見分歧而推出群眾鬥爭，轉向自我思想的清理和淨化。因而此時他思想的基調是複雜而矛盾的，愛國主義、宗教觀念、人道主義等各種觀念在他頭腦中交戰，孤獨、痛苦、憂愁、矛盾時時侵襲著他的心靈。這段時間內他的詩歌創作當然也更為複雜和豐富，相對來說也更難理解，對此，評論家各有說道，褒貶不一。
本書所選的《新月集》、《飛鳥集》以及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吉檀迦利》，就誕生於他創作生涯的中期。研究者周爾琨先生曾就其中期創作說道：“作為現實主義者，泰戈爾總結人生的經驗，清理思想，準備繼續戰鬥；作為‘愛’的宗教崇奉者，他愛人，愛神，追求‘梵’‘我’合一。在他表麵平靜的思想的海洋裏，潛伏著通向現實生活的、壓抑不住的激流。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滲透在他的泛神論的宗教中，成為他中期思想的中心支柱。這也就構成了他後期思想飛躍的基礎。”
《新月集》是一部兒童詩集，詩人用他那神奇的筆觸，將兒童世界中那絢麗多姿的生活畫麵和奇特純淨的內心世界一一描繪，語言秀麗空靈，在看似散漫的結構中，凝結著純淨的靈魂。在這些詩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孩子和母親那鮮活生動的樣子，更能從中體會到一種天使般聖潔的光輝。這既是一部父母獻給孩子的最好禮物，也是一條找回人們失落的童年的神奇通道。
《飛鳥集》則是一部蘊涵哲理的英文格言詩集，在短小的篇幅中道出了深刻的智慧，是這部詩集最鮮明的特色。在泰戈爾的筆下，流螢、落葉，黑夜、白晝，背叛、自由，無不成詩。經由神奇的詩筆的點染，我們驚奇地發現，詩意就在身邊，詩意無處不在。在將這部詩集翻譯完之後，鄭振鐸先生曾深情地說它“包含著深邃的大道理……像山坡草地上的一叢叢的野花，在早晨的太陽光下，紛紛地伸出頭來。隨你喜愛什麼吧，那顏色和香味是多種多樣的”。
從鄭振鐸先生初譯《新月集》、《飛鳥集》至今，已有將近八十年的曆史。其間風雲變幻，雖然中國文學也跟隨時代的命脈幾經沉浮變革，但鄭先生的譯本卻多次被重刊發行。這也算得上是對先人以及中國文學的一種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