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語絲》周刊第三十八期。
虛生虛生：《猛進》周刊主編徐炳昶的筆名。《猛進》是當時一種有進步傾向的政論性刊物，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創刊於北京，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麵的勇氣”（《猛進》十九期）。誠然，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麵——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發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我並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大概隻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隻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明末的作家：指明代末年寫才子佳人小說的那些作家，如著《平山冷燕》的荻岸山人等。便閉上眼睛，並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隻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製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登。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於應付。做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卻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鬥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裏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赫克爾（1834—1919）：通譯海克爾，德國生物學家。這裏所引他的話，見他的著作《宇宙之謎》第四章《我們的胚胎史》。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