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看大概的情形（我們這裏得不到確鑿的統計），從去年以來，掛著“革命的”的招牌的創作小說的讀者已經減少，出版界的趨勢，已在轉向社會科學了。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最初，青年的讀者迷於廣告式批評的符咒，以為讀了“革命的”創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會，都可以得救，於是隨手拈來，大口吞下，不料許多許多是並不是滋養品，是新袋子裏的酸酒，紅紙包裏的爛肉，那結果，是吃得胸口癢癢的，好像要嘔吐。
得了這一種苦楚的教訓之後，轉而去求醫於根本的，切實的社會科學，自然，是一個正當的前進。
然而，大部分是因為市場的需要，社會科學的譯著又蜂起雲湧了，較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雜陳在書攤上，開始尋求正確的知識的讀者們已經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評家不開口，類似批評家之流便趁勢一筆抹殺：“阿狗阿貓”。
到這裏，我們所需要的，就隻得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批評家的發生，在中國已經好久了。每一個文學團體中，大抵總有一套文學的人物。至少，是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還有一個盡職於宣傳本團體的光榮和功績的批評家。這些團體，都說是誌在改革，向舊的堡壘取攻勢的。然而還在中途，就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扭得大家乏力了，這才放開了手。因為不過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創是沒有的，僅僅喘著氣。一麵喘著氣，一麵各自以為勝利，唱著凱歌。舊堡壘上簡直無須守兵，隻要袖手俯首，看這些新的敵人自己所唱的喜劇就夠。他無聲，但他勝利了。
這兩年中，雖然沒有極出色的創作，然而據我所見，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們》，台靜農的《地之子》，葉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舊時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傳》，劉一夢的《失業以後》，總還是優秀之作。可惜我們的有名的批評家，梁實秋先生還在和陳西瀅相呼應，這裏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懷念了創造社過去的光榮之後，搖身一變而成為“石厚生”，接著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錢杏邨先生近來又隻在《拓荒者》上，攙著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結這裏說的“錢杏邨”“和茅盾扭結”，指錢杏邨在《拓荒者》第一期《中國新興文學中的幾個具體的問題》中，反複引證藏原惟人的《再論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普羅列塔利亞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等文，來評論茅盾的作品和反對茅盾《從牯嶺到東京》一文中所提出的主張。。每一個文學團體以外的作品，在這樣忙碌或蕭閑的戰場，便都被“打發”或默殺了。
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於別方麵，即對於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容易凋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