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出版的《黃埔生活》周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時作者作了一些修改。
——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著沒有來。為什麼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裏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麼。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說出於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這裏是指“三·一八”慘案。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呐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
在自然界裏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隻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於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挽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
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係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麼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但為什麼人類成了人，猴子終於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隻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它們不但不肯站起來，並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於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現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麼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盡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麵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麼聲音了！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複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複仇的文學複仇的文學：指十九世紀上半期波蘭愛國詩人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支奇等人的作品。（按：當時波蘭處於俄、奧、普三國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恢複獨立。），然而他的恢複，是靠著歐洲大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