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國民新報副刊》上。
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隻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凶殘。能逆料的，大概隻有段祺瑞，賈德耀賈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三·一八”慘案的凶手之一，當時是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的國務總理。，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晨報》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誣蔑徐謙等“非迫群眾至國務院不可，竟捏報府院衛隊業已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並公然叫嚷：“吾人在糾彈政府之餘，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評論“三·一八”慘案的《閑話》中，也企圖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溝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隻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煉鍛煉：這裏是羅織罪名的意思。群眾領袖的錯處，隻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隻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閑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誌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麼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隻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誌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誌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幹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麼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麼近，而四烈士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時炸袁世凱的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們合葬於北京西直門外約二裏的萬生園（即今北京動物園），在張、黃、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沒有鐫上一個字。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哪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