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在《文學周報》二五一期裏，西諦先生談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西諦先生：即鄭振鐸（1898—1958），筆名西諦，福建長樂人，作家、文學史家。《文學周報》的主編之一。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為然，至今也還不以為然，似乎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呐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隻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這些話都是針對高長虹說的。高長虹在《狂飆》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則內，說“魯迅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同時代的人沒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飆》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內，卻說魯迅已“遞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卻奮勇的戰士的麵目，再遞降而為一世故老人的麵目”了。文中還以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為例，以見“老人”之難免“倒下”，說：“有當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當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謂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當有以善自處了！”（按：高長虹，山西盂縣人，狂飆社主要成員，是當時一個思想上帶有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青年作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呐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為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筆名也不隻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為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有人”，指高長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裏說：“我與魯迅，會麵不隻百次。”同時謾罵魯迅“要以主帥自詡”。“別人”，指陳西瀅等。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為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為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為於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隻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為“開心話”的了，每周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