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芒種》半月刊第六期，後印入《打雜集》。《打雜集》收雜文四十八篇，附錄別人的文字六篇，一九三五年六月生活書店出版。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聯”成員。曾編輯《新語林》半月刊和《芒種》半月刊。
我覺得中國有時是極愛平等的國度。有什麼稍稍顯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長刀來削平它。以人而論，孫桂雲是賽跑的好手，一過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較的有成績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氣吃下三瓶安眠藥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來。但這捧了起來，卻不過為了接著摔得粉碎。大約還有人記得“美人魚”“美人魚”：當時女遊泳運動員楊秀瓊的綽號。有一段時期報紙上連日刊登關於她的消息，其中有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為她拉韁和揮扇等事。罷，簡直捧得令觀者發生肉麻之感，連看見姓名也會覺得有些滑稽。契訶夫說過：“被昏蛋所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裏。”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極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隻好自己吃安眠藥片。
在所謂文壇上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兩樣：翻譯較多的時候，就有人來削翻譯，說它害了創作；近一兩年，作短文的較多了，就又有人來削“雜文”削“雜文”：這裏是指林希雋在《雜文和雜文家》（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九月《現代》第五卷第五期）一文中說：雜文的“意義是極端狹窄的。如果碰著文學之社會的效果之全般問題，則決不能與小說戲曲並日而語的”。又說：“無論雜文家之群如何地為雜文辯護，主觀的地把雜文的價碼抬得如何高，可是這墮落的事實是不容掩諱的。”最後還說：“俄國為什麼能夠有《和平與戰爭》這類偉大的作品的產生？……而我們的作家呢，豈就永遠寫寫雜文而引為莫大的滿足麼？”，說這是作者的墮落的表現，因為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戲劇，所以不入文藝之林，他還一片婆心，勸人學學托爾斯泰，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去。這一流論客，在禮儀上，別人當然不該說他是“昏蛋”的。批評家嗎？他謙虛得很，自己不承認。攻擊雜文的文字雖然也隻能說是雜文，但他又決不是雜文作家，因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墮落。如果恭維他為詩歌小說戲劇之類的偉大的創作者，那麼，恭維者之為“昏蛋”也無疑了。歸根結底，不是東西而已。不是東西之談也要算是“人言”，這就使弱者覺得倒是安眠藥片較為可愛的緣故。不過這並非戰死。問是有人要問的：給誰害死的呢？種種議論的結果，凶手有三位：曰，萬惡的社會；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藥片。完了。
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麼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見一種叫作Tsa－wen的東西。這真要使有誌於成為偉大的文學家的青年，見雜文而心灰意懶：原來這並不是爬進高尚的文學樓台去的梯子。托爾斯泰將要動筆時，是否查了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麼大學的講義之後，明白了小說是文學的正宗，這才決心來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因為他隻知道這樣的寫起來，於大家有益。農夫耕田，泥匠打牆，他隻為了米麥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點不虧心的糊口之資，曆史上有沒有“鄉下人列傳”或“泥水匠列傳”，他向來就並沒有想到。如果他隻想著成什麼所謂氣候，他就先進大學，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變居士或隱逸去了。曆史上很尊隱逸，《居士傳》不是還有專書嗎，多少上算呀，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