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一期。
小峰兄：
收到了幾期《語絲》，看見有《魯迅在廣東》《魯迅在廣東》：由鍾敬文編輯，內收魯迅到廣州後別人所作關於魯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魯迅的講演記錄稿三篇、雜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一個廣告，說是我的言論之類，都收集在內。後來的另一廣告上，卻變成“魯迅著”了。我以為這不大好。
魯迅在廣州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麼“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革命後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革命軍自廣東出師北伐，因而當時廣東有“革命後方”之稱。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指國民黨政客朱家驊，他當時任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實際主持校務）。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學生歡迎魯迅的大會上，借機發表演說。——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隻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麼？
沒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罷。然而苦矣！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說，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將你綁了出去。而所說的話是大概有一定的題目的。命題作文，我最不擅長。否則，我在清朝不早進了秀才了麼？然而不得已，也隻好起承轉合，上台去說幾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鍾為限。可是心裏還是不舒服，事前事後，我常常對熟人歎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
還有一層，我凡有東西發表，無論講義，演說，是必須自己看過的。但那時太忙，有時不但稿子沒有看，連印出了之後也沒有看。這回變成書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終於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裏麵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我也不想拿什麼費話來搗亂，但以我們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許我實行下列三樣——
一、將書中的我的演說，文章等都刪去。
二、將廣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將這信在《語絲》上發表。
這樣一來，就隻剩了別人所編的別人的文章，我當然心安理得，無話可說了。但是，還有一層，看了《魯迅在廣東》，是不足以很知道魯迅之在廣東的。我想，要後麵再加上幾十頁白紙，才可以稱為“魯迅在廣東”。
回想起我這一年的境遇來，有時實在覺得有味。在廈門，是到時靜悄悄，後來大熱鬧；在廣東，是到時大熱鬧，後來靜悄悄。肚大兩頭尖，像一個橄欖。我如有作品，題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沒有作品。
至於那時關於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罷。我還記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體似的對我說道：“又在恭維你了！看見了麼？”我總點點頭，說，“看見了。”談下去，他照例說，“在西洋，文學是隻有女人看的。”我也點點頭，說，“大概是的罷。”心裏卻想：戰士和革命者的虛銜，大約不久就要革掉了罷。
照那時的形勢看來，實在也足令認明了我的“紙糊的假冠”的才子們生氣。但那形勢是另有緣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談。現在所要說的，隻是報上所表見的，乃是一時的情形；此刻早沒有假冠了，可惜報上並不記載。但我在廣東的魯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寫一點出來，給憎惡我的先生們平平心——
一、“戰鬥”和“革命”，先前幾乎有修改為“搗亂”的趨勢，現在大約可以免了。但舊銜似乎已經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書，已經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題簽，已經撤換。
三、報上說我已經逃走，或者說我到漢口去了。寫信去更正，就沒收。
四、有一種報上，竭力不使它有“魯迅”兩字出現，這是由比較兩種報上的同一記事而知道的。
五、一種報一種報：指香港《循環日報》。引文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該報副刊《循環世界》所載徐丹甫《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一文。上，已給我另定了一種頭銜，曰：雜感家。
評論是“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此外別無可稱。”然而他希望我們和《現代評論》合作。為什麼呢？他說：“因為我們細考兩派文章思想，初無什麼大別。”（此刻我才知道，這篇文章是轉錄上海的《學燈》的。原來如此，無怪其然。寫完之後，追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