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財富如何在不同的主體之間進行分配，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另一個結點，分配原則和分配政策的製定是這一問題的關鍵。因為分配原則的製度的公正和公平不僅通過資源配置的改變去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時也影響公眾的心理感受，最後影響和諧發展。經常看到的現象是：在分配不公的社會中，矛盾和衝突更加突出。我國社會分配領域的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
2007年1月底，國家發改委發布的《我國的工資分配的基本情況和主要問題》中明確指出，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之間、不同經濟類型之間的職工工資分配格局不盡合理，國有企業經營者與普通職工收入的差距不合理擴大，職工工資收入差距逐漸拉大。
2006年7月，國資委統計評價局編製的一份統計年報顯示，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運輸、電力等12家行業企業員工工資達到全國平均工資水平的3~4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也顯示，電力、電信、金融、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
2005年的數據表明，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達1.07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部分約9200億元。
不少研究機構的調查顯示，同一行業內的工資差異也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同是銀行業，高層管理人員的工資高過普通職工的10倍，有的行業管理層和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甚至達到了30多倍。國企老總的百萬年薪遠遠高於普通員工的幾萬年薪，差距是明顯的。
也就是說，籠統的職工工資漲幅，掩蓋了行業與行業之間、行業內部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掩蓋了一些行業企業職工工資增長過快或過慢的真相。
學者們經常在“劫富濟貧”和“劫貧濟富”的爭議中，這是因為，所謂的貧富問題實際上是分配問題的核心，因而不僅是經濟學的永恒話題，也是和諧社會的永恒話題。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確有兩種反向的運動，一種是窮人獲得經濟利益，一種是產生兩極分化，即窮者越窮，富者越富。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不可否認後者是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因而也是主流。在政策的製定層麵，一個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實質不是劫富濟貧，就是劫貧濟富，兩者必居其一。一般而言，對政策的製定者而言，劫貧濟富容易些，因為照顧的人少，因而在財政上更容易辦到；另一方麵，在正常的條件下，政府也不一定希望全社會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因為兩極分化的現象越嚴重，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政局就會不穩。古代中國的皇帝占有賦稅勞役，從不缺錢花，他們未必希望大小地主們也一起瘋狂壓榨百姓，大富特富，引起社會動蕩，烽煙四起。而每一次改朝換代的社會大動亂，常常是起因於貧富懸殊，貧苦者活不下去。所以，不少朝代時常平倉以平抑糧價，避免豐年穀賤傷民，歉年則饑荒遍野以致人們鋌而走險。又如新中國成立初年，政府在經濟領域裏遇到極大困難，當時需發行公債，向誰發行呢？盡管勞苦人民支持新政權，積極購買公債，但當時經濟負責人陳雲明確提出，發行對象重點是工商業者，即富人。因此實質上，這是一種劫富濟貧的經濟運動。
同時，在經濟學中也有兩種似乎反向的學說：一類學說主張劫富濟貧；另一類學說主張劫貧濟富。其實道理也很簡單。總產值就這麼多，GDP就這麼多。如何分配到社會成員身上？有人主張政府征收高額累進稅，用以建設社會保障體係，這是一種劫富濟貧的辦法。不僅北歐、西歐是這樣，就連美國政府的最大財政支出，也是用於社會保障，其首要職責是為喪失勞動力者和失業者提供安全保障，為老年人和窮人提供醫療照顧，為窮人提供住房和適當的食物。美國政府在社會安全、福利及與此有關的社會事業上花的錢也是最多的。政府第二大開銷是國防經費，第三是教育經費。在羅斯福的新政期間，美國工人得以在工會組織下向雇主集體爭取工資，其法令也是劫富濟貧式的，因為實際結果降低了剩餘價值率。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劫富濟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