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另外一部地理力作是出版於1857年的《滿洲誌》，他將《寧古塔紀略》譯文作為該書的附錄一道出版。這部著作介紹了中國的地理及行政劃分，描述了當地的城池和居民，特別詳盡地論述了水陸交通。1852年，他在《國民教育部雜誌》上發表了《中國版圖內的中亞及主要山脈》，雖然篇幅不大，但內容充實。此外，瓦西裏耶夫還寫過一些屬於中國地理研究範疇的小文章。比如《北京回憶》、《關於挑選赴中國旅行者的建議》、《苜蓿草》、《關於伊犁的陷落》等。瓦西裏耶夫的史地著作在其生前未引起大的反響，隻是到蘇聯時期才被幾位研究俄國漢學史的漢學家加以整理和研究。
1900年4月27日，瓦西裏耶夫去世了，終年82歲。瓦西裏耶夫的遺稿比他已經發表的著作要多兩倍。這些手稿已經成為俄國研究中國學的無聲見證。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出生於一個醫生家庭，青年時期他受到別林斯基和果戈理的影響。其處女作《窮人》（1846）得到別林斯基的很高評價。接著他又發表了《兩麵人》（1846）、《女房東》（1848）等流露出神秘主義傾向的作品。充滿詩情畫意的中篇小說《夜》（1848）也是這一時期的作品。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為在反農奴製的進步團體彼德拉謝夫斯基小組朗誦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而被捕、流放。在西伯利亞流放期間（1849~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消極的哲學政治理論逐漸形成。他錯誤地認為革命宣傳在人民中間沒有“基礎”，因為人民篤信宗教、順從、忍耐；唯一的道路是從道德倫理方麵改造社會。
1859年回彼得堡後，他在《時代》和《世紀》兩雜誌上宣揚這些觀點，反對革命民主主義。但他的思想始終存在著矛盾，正象他自己所說，在“對信仰的渴望愈來愈強烈時”，“心中的反叛聲音也愈來愈強烈”。小說《死屋手記》（1861~1862）以驚人的藝術力量描寫了苦役犯的生活，但同時又宣揚了犯罪出於天性的思想。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861）繼承《窮人》的主題，描繪惡毒的富人和被損傷的窮人之間的矛盾。小說對社會罪惡的揭露和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同情比較感人。《冬天記的夏天印象》（1863）概述作者到西歐旅行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作了一針見血的深刻批判，但認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已經滲透到一切階級，看不到社會的任何出路，宣揚隻有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專製和正教的俄國，才有一切階級精誠團結的可能性。
60年代末和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有《白癡》（1868）、《群魔》（1873）、《少年》（1876）、《卡拉馬卓夫兄弟》（1880）等。其中小說《白癡》通過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的悲慘遭遇，進一步發揮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主題。對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當作商品拍賣的婦女命運的揭示，達到尖銳的社會諷刺高度。另一方麵小說通過男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形象，宣揚用道德倫理來感化人們，改造社會，反對革命民主主義，歪曲了革命者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處女作《窮人》（1846）繼承和發展了普希金和果戈理關注和同情“小人物”的民主主義傳統，被別林斯基稱為俄國文學史上“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嚐試”。涅克拉索夫讀了《窮人》的稿子後就驚呼“一個新的果戈理誕生了！”《窮人》通過年老的小官吏傑符什金和被迫害的孤女瓦爾瓦拉的來往書信，描繪出彼得堡窮人們的悲苦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中描寫了瓦爾瓦拉走投無路，淪為妓女，在傑符什金的幫助下跳出火坑，開始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最終還是逃脫不了貧困和迫害，她被迫嫁給了原來侮辱了她的地主貝科夫。作者對兩個被迫分開的小人物之間的深情寫得十分淒婉動人，並對“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作了深入的挖掘。在官僚社會裏，傑符什金飽嚐了生活的折磨，但開始意識到窮人也是一個人，對人們的冷酷和社會的不平感到憤慨，為自己能夠照顧一個孤女而得到安慰。別林斯基認為《窮人》的主題不在於描寫“被生活擊潰、壓扁的人”，“作者的想法要深刻得多，人道得多；他想告訴我們，在最淺薄的人類天性中蘊藏著多麼美好的、高尚的和神聖的東西”。
《罪與罰》（186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小說描寫資本主義社會在道德倫理方麵深刻的矛盾。小說描繪了一個貧窮的法科大學生殺害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後，受到良心的譴責而自首和“新生”的故事。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和醉漢馬爾美拉多夫兩個家庭的遭遇，表現了彼得堡社會貧富對立和窮人們顛沛流離、走投無路的悲慘生活。這構成小說中有力的批判成分。但在社會生活畫麵的描寫中也彌漫著悲觀、消極的情緒。小說的主要部分是對於拉斯柯爾尼科夫心理活動分析。他是在“不做奴隸，就做統治者”的資產階級掠奪心理和“超人”哲學的支配下，也在無政府主義反抗情緒的支配下犯罪的。作者通過主人公在犯罪後的矛盾心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這些資產階級心理的反人道主義的實質。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基督教的順從、忍耐、愛別人的原則出發，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間苦痛的女生人公索尼亞的形象描寫成黑暗社會的一線光明。作者還以拉斯柯爾尼科夫這一形象來影射當時的革命平民知識分子。但他與革命平民知識分子沒有共同之處。他和作者其他作品的許多主人公一樣，離群索居，住在閣樓或地下室，在資產階級意識的支配下彷徨、苦惱、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