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們紛紛下鄉，去尋找新的詩情，這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有好處的。他們在詩的形式上注意向民歌學習，在民族化、群眾化上下功夫。有見解的詩人（如郭小川等）既向民歌學習，又吸收古典詩歌、外國詩歌和新詩的優秀元素，進行著自己獨特的創造。
在建國10年大慶前後，詩人們紛紛以自己長期積累、精心創作的長篇敘事詩向祖國獻禮。當時發表的敘事長詩約有100部之多，形成建國以來長詩發展的一個高潮。
李季的《楊高傳》以主人公楊高在鬥爭中鍛煉成長為故事線索，反映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鬥爭生活。聞捷的《複仇的火焰》，三部隻發表了兩部（《動蕩的年代》、《叛亂的草原》），描寫了新疆巴裏坤草原上哈薩克族驚心動魄的曆史鬥爭。郭小川的《將軍三部曲》與以上兩部敘事長詩的宏偉氣勢不同，它顯示了一種清新、雋永的風格，把抒情、敘事融為一體，重在表現主人公——將軍的豐富而高尚的精神境界。
此外，臧克家的《李大釗》、田間的《趕車傳》、戈壁舟的《山歌傳》、梁上泉的《紅雲崖》、雁翼的《彩橋》、王致遠的《胡桃坡》等敘事長詩也都各具特色，產生過一定影響。少數民族作家的長詩有蒙族詩人琶傑的《英雄的格斯爾可汗》、傣族詩人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波玉溫的《彩虹》等。
抒情詩的創作，在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這段時間內，數量猛增，但深刻、紮實的作品不多。但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相當一批詩人在長期磨煉和探索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創作趨向成熟，創作了很多優秀作品。
郭小川在20世紀60年代初在抒情詩的創作上幾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的《甘蔗林——青紗帳》、《林區三唱》、《昆侖行》等詩，想象豐富、意境深遠，閃耀著人生哲理的光芒，燃燒著火一般的政治熱情，以很大的深度表達了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心聲。
賀敬之的政治抒情長詩《十年頌歌》、《雷鋒之歌》等，氣勢磅礴、激情洋溢，善於以生動的形象表現重大的政治命題，而且在藝術形式上對“樓梯式”這個新的詩體作了創造性的發展，達成了民族化的初步成就。
張誌民的《紅旗頌》、《擂台》，質樸中包含著強烈奔放的感情。聞捷的《祖國！光輝的十月！》在藝術形式和風格上比他的民歌體的抒情短詩有了新的發展，顯得更加豪邁。阮章競的《高唱〈國際歌〉挺進》，基調高昂、雄渾有力。李瑛的《一個純粹的人的頌歌》，繼續發展了他的抒情短章細膩精巧的特點。李季的《向昆侖》、魏巍的《井岡山漫遊》各以自己的風格抒發了老戰士永葆革命青春的情懷。
此外，沙白的《大江東去》、憶明珠的《跪石人辭》、陸棨的《重返楊柳村》、張萬舒的《黃山鬆》等，也都是頗有影響的優秀抒情詩。少數民族詩人的抒情詩創作也有新的收獲，如蒙族詩人納·賽因朝克圖的《狂歡之歌》、巴·布林貝赫的《生命的禮花》、傣族詩人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以及藏族戰士饒階巴桑的《山、林、江、雨》等，都有其思想和藝術上的獨到之處。
一些勞動在工農業生產第一線的業餘詩人（他們有的本身就是工人或農民），如王老九、劉章、劉勇、黃聲孝、溫承訓、孫友田、李學鼇、曉凡、韓憶萍、鄭成義等，他們有的在前一時期已經引人注意，有的是1958年以後才跨入詩苑，在詩歌創作上都取得了可喜的進步。
建國後至“文革”前的詩歌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就總體而言，它與時代和人民的要求還存在著較大的距離。
首先，由於對文藝和政治的關係認識片麵、處理不當，不必要的行政幹涉和簡單粗暴的批評，常常違背了詩歌創作的藝術規律，破壞了藝術民主，這就束縛了詩人的頭腦，甚至扼殺了他們的詩才。於是詩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去做“標語口號人”，大量製作那種“緊跟形勢”的政治跟風詩，語言乏味、構思平庸、千篇一律。這種不正的詩風，極大地阻礙了詩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