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描寫少數民族鬥爭生活的《赫哲人的婚禮》（烏·白辛）、《遠方青年》（武玉笑），以及兒童劇《小足球隊》（任德耀）、《草原小姐妹》（葛翠林）等。這些在劇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並獲得了國家的獎勵。
20世紀60年代在我國話劇舞台上出現的一批優秀作品，在表現新的主題、突出社會主義精神方麵，總的看來是有所發展的，在戲劇藝術技巧上也有較大的提高。但是，這一時期的話劇創作也存在3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其一，在創作的取材上隻追求所謂“重大題材”，片麵強調“題材決定論”，結果路子越走越窄，劇作取材單調空洞。
其二，對英雄人物的塑造追求“高大完美”，背離生活、脫離群眾，用豪言壯語取代了對人物性格的具體刻畫。
其三，有些劇作在描寫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鬥爭時，有把階級鬥爭簡單化、擴大化的傾向，這樣，便不能通過典型的戲劇衝突，更深刻、更真實地反映出生活的豐富複雜的內容。
在這一時期的戲劇文學中，傳統戲曲文學劇本的改編和創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我國傳統戲曲具有悠久的曆史，每一個劇種都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建國以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對各種傳統戲曲的改革，既反對粗暴的幹涉，又反對因循保守、抵製改革的傾向，使許多劇種煥發了新的藝術生命，推動了新中國戲劇事業的發展。傳統戲曲文學包括3項內容：
1、利用傳統戲曲的藝術形式，對其進行藝術加工，創作、演出反映當代生活的新劇本，即通常所說的“當代戲”。
2、利用傳統戲曲的藝術形式，創作、演出反映古代生活的新劇本，即通常所說的“新編曆史劇”。
3、對多年流傳下來的傳統劇目，通過藝術加工，進行整理和改編，即通常所說的“傳統戲”。
在眾多的戲曲劇種中，首先反映當代生活的是一些年輕的、藝術形式比較靈活的地方戲曲，像評劇、滬劇、呂劇等。如評劇《小女婿》、滬劇《羅漢錢》、呂劇《李二嫂改嫁》等，這些劇目生動活潑，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地方戲曲在反映當代生活的創作實踐中，既保持和發揚了各自的劇種特色，又豐富了各自具有特殊風格的藝術表現手段。
此外，還有錫劇《紅色的種子》（李進、顧爾鐔、俞介君編劇）、豫劇《朝陽溝》（楊蘭春編劇）、花鼓戲《打銅鑼》（李果仁改編）等，都是地方戲曲反映當代生活的較好作品，在觀眾中具有一定的影響。而像《紅燈記》、《蘆蕩火種》等劇目，是首先在滬劇的改編演出中取得成功，然後才為京劇所移植的。
戲曲改革運動的逐步深入推動了那些曆史比較久、影響比較大的劇種去表現當代生活。
針對戲曲改革運動的蓬勃發展，周恩來同誌指出：“過去隻提到了傳統戲和當代戲兩種題材，但不能要求傳統戲正確地反映曆史的真實，今後的戲曲劇目除當代戲和傳統戲外，還應該加強新編曆史劇的創作。”根據這一指導原則，在1960年文化部舉辦的當代題材戲曲會演大會上，提出了傳統戲、當代戲和新編曆史劇三劇並舉的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出現了一些優秀的新編曆史劇。吳晗的《海瑞罷官》（京劇）、田漢的《謝瑤環》（京劇）、孟超的《李慧娘》（昆劇）等，便是這方麵的代表作。
優秀的新編曆史劇，不僅在表演和唱腔等藝術表現形式方麵能很好地發揮各自的長處和獨特風格，而且在思想內容上力圖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觀察、分析和表現曆史上的生活和鬥爭，做到曆史事實與藝術手法的統一，做到“古為今用”。實踐證明，這是豐富戲劇創作題材、更好發揮戲曲藝術作用的一個很好的途徑。如上述幾個優秀的劇目，通過對海瑞、謝瑤環、李慧娘等形象的塑造，既符合曆史真實，又使今天的觀眾從中受到啟發和教育，有助於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揚正氣、克服邪氣。
新中國的戲劇文學，還包括新歌劇這一年輕的門類，它比傳統戲曲更適宜於表現當代生活，特別是小型歌劇，能比較迅速地反映現實生活和鬥爭，起到很好的宣傳教育和娛樂作用。
建國後，小歌劇的創作是大量的，其中不乏較好的作品，如《搶傘》（胡小孩）、《扔界石》（侯喜旺）、《海上漁歌》（周行）、《好心好意》（李悅之）等，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比延安時期的小秧歌劇前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