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而言，在題材的處理上，當代長篇小說側重於表現“曆史”，表現“逝去的日子”，而短篇則更多關注“現實”，關注現實生活中不斷發展變化的情境和事態。現實生活的狀況，社會意識的變動，文學思潮的起伏等，在短篇中留下更清晰的印痕。在五六十年代，短篇創作更多的時候是在探索中前進，在有限的藝術革新中，又不得不受製於社會政治和藝術風尚的拘囿。
形態的單一化趨向
“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出現多種藝術形態。諸如問題小說，鄉土小說，社會分析小說，新感覺派小說，京派小說，通俗小說，都市小說等等。
從30年代開始，強調寫矛盾鬥爭、塑造典型人物的小說理論，影響越來越大。這種安排設計對立的人物衝突的小說，被稱為“戲劇化”小說。這種小說理論，在40年代受到一些作家（如廢名、周作人、沈從文等）的質疑，提出要“事實都恢複原狀”，“保存原料意味”，寫“不像小說的小說”。
進入40年代，現代小說更多地表現“都市市民日常生活”和“小市民的趣味”，體裁以言情、武俠為主，這些類型的現代通俗小說受到強烈地批判，逐漸失去生長的根基。50年代以後，寫英雄典型、寫生活中的矛盾衝突、設計有波瀾起伏的情節線索的小說，取得絕對統治地位，留給“詩化”、“散文比”小說的發展空間已很窄小；那些側重於描寫複雜心理活動，表現內心矛盾的作品則被認為是不健康的。對它們的描寫，“既未能反映出主要矛盾和主要鬥爭，而且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觀的真實而加以表現”，在藝術形式上也“支離破碎、朦朧滯澀”，是一種創作的“錯誤傾向”。而在作品“風格”上，奔放、宏偉是最必須提倡的。而沙汀式的寫樸素敘事方式，被批評為缺乏理想、“沉悶艱澀”。
文學形態、風格的單一化狀況，引起了很多作家的憂慮。為了改變這種現狀。1959~1961年，有茅盾、歐陽文彬、侯金鏡、魏金枝、細言（王西彥）、潔泯等參加了關於茹誌鵑小說的討論。人們對這位女作家的創作特點、視角、方法等進行了批評。批評家歸納茹誌鵑的小說“特色”，進行了分類：人物形象上，塑造普通、平凡的“小人物”；表現的生活形態上，安排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風格則趨於柔和、雅致、清新。批評家們對於茹誌鵑的小說特色在評價上產生了分歧，但是由於這種分歧有動搖文學方向的嫌疑，因而沒有成功。
曆史小說
革命曆史小說
早在50年代，就有“革命曆史題材”小說的概念出現。“革命曆史”題材在這一時期的小說創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和極重要的位置。
在這一時期，湧現了許多優秀的“革命曆史小說”，長篇有《銅牆鐵壁》（柳青，1951）、《風雲初記》（孫犁，1951~1963）、《保衛延安》（杜鵬程，1954）、《鐵道遊擊隊》（知俠，1954）、《小城春秋》（高雲覽，1956）、《紅日》（吳強，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紅旗譜》（梁斌，1957）、《青春之歌》（楊沫，1958）、《戰鬥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風鬥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鋼》（劉流，1958）、《敵後武工隊》（馮誌，1958）、《苦菜花》（馮德英，1958）、《三家巷》（歐陽山，1959）、《紅岩》（羅廣斌、楊益言，1961）等。
短篇小說方麵，孫犁、茹誌鵑、劉真、峻青、王願堅、蕭平等，發表了不少屬於這一類型的小說，如《山地回憶》（孫犁）、《百合花》（茹誌鵑）、《黎明的河邊》（峻青）、《黨費》（王願堅）、《三月雪》（蕭平）、《萬妞》（菡子）等。這一類型小說的作者，他們大多真實地經曆了所講述的事件、情境。通過文字回顧光榮的“個人曆史”，同時表達了作者參與革命進程。
此外，關於“革命曆史”題材的寫作具有現實政治意義，其“真實性”受到嚴格的監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涉足這一領域的。
當時的批評家曾指出：“現在我們需要去補足文學史上這段空白，使我們人民能夠曆史地去認識革命過程和當前現實的聯係，從那些可歌可泣的鬥爭的感召中獲得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大信心和熱情”。“革命曆史小說”通過對曆史“本質”真實的敘述，給處於社會轉折期中的民眾，提供生活準則和思想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