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作家生活經驗和思想認識的差別，也由於所采用的表現方式的不同，革命曆史小說的形態也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側重於追求對於曆史的“史詩性”把握。另一些作家，則加入一些“傳奇”因素，而接近現代“通俗小說”的模式。而個別作家則把現實處境下的情緒，作為對往事回憶的觸發點。這些略有不同的處理，使革命曆史小說比起同期的其他小說創作來，呈現了略有變化的、多樣的狀貌。
追求“史詩性”的創作
“史詩性”的創作追求，來源於當代小說作家那種追求曆史本來麵目，重現曆史事件的全過程，把握“時代精神”的欲望。
中國現代小說的這種追求“宏大敘事”的藝術趨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茅盾就是具有“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反映出這個時期中國革命的整個麵貌”的自覺意識的作家。當時作家的這種藝術追求及具體的藝術經驗，則更多來自19世紀俄、法等國的現實主義小說，和20世紀蘇聯表現革命運動和戰爭的長篇。到了50年代，創作反映“偉大的時代”，寫出“史詩”性質的作品，成為最有抱負的作家的追求。如柳青的《創業史》等。“史詩性”在當代的長篇小說中，主要表現為揭示“曆史本質”的目標，在結構上的宏大時空跨度與規模，重大曆史事實的加入，以及根據英雄主義基調對英雄形象的創造。長篇《保衛延安》、《紅四》、《紅旗譜》、《紅岩》，以“一代風流”為總題的《三家巷》、《苦鬥》等，都充分體現作家的這種創作追求。
在革命曆史小說的長篇中，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是當代最早被評論家認為具有“史詩性”的長篇。1954年初出版後，馮雪峰稱它是“夠得上稱為它所描寫的這一次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有名的英雄戰爭的一部史詩。或者，從更高的要求說，從這部作品還可以加工的意義上說，也可以是這樣的英雄史詩的一部初稿”。
《保衛延安》取材於1947年3月~9月的陝北延安戰事——胡宗南指揮的國民黨軍隊對延安的進攻，毛澤東、彭德懷主動放棄延安和此後對延安的收複。小說以單一的意識形態視角，和持續的緊張節奏，塑造了田大勇、李誠、王老虎等無所畏懼的英雄形象，並為英雄們布置了苦戰、退卻、流血死亡的“檢驗”戰鬥意誌的逆境，使小說自始至終保持英雄主義的高昂情緒。同時將有影響的曆史人物（在這裏是高級將領彭德懷）作為藝術形象加以正麵表現，這在中國現代小說中非常少見，因而受到評論界的注意。
吳強的《紅日》也把真實的戰爭曆史（40年代內戰初期山東的漣水、萊蕪、孟良崮戰役）與藝術虛構加以結合。作者立足於對“正義之師”的力量源泉的揭示，以及獲取勝利的根據，通過對戰爭生活場麵生動的具體描寫，真實再現了戰鬥過程中的各種場景，場麵宏大。同時，在思想藝術上也取得重大進展。體現在對於人物的塑造上，作家意識到人物性格豐富性的重要，而在維護（或不損害）性格的“階級特征”的前提下，加強了思想情感、心理活動的刻畫，並在同一類型的人物間，進行性格特征的對比，如堅毅、嚴格與開朗、幽默感等。小說對“反麵形象”（張靈甫等）也避免漫畫化刻畫，在對其反動、虛偽等“本質”的描寫中，不回避表現其才幹、謀略。這一切，對於突出“反動人物的醜惡麵目”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
而另一些革命曆史小說，如梁斌的《紅旗譜》，則側重於革命“起源”的敘述。革命起源，是革命曆史小說的“既定”主題之一。在一些小說中，它通過對革命的參加者（主要是工農民眾）投身革命的生活、心理動機的表現來實現，而在《紅旗譜》等小說中，則直接描述二三十年代在鄉村和城市革命運動最早的孕育、開展的情形。在作家看來，“史詩性”地概括中國農民在“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生活和命運，需要安排相當宏闊的生活畫麵，和長卷式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