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文學概述
80年代前期
從80年代開始，文學已漸漸脫離“文革文學”的模式，走向轉變，表現出了作家對自我意識的發覺和對個人命運的關注。
以1985左右為界，80年代文學分前、中、後三個階段。80年代前期，文學界和思想文化界通過對現實主義的呼喚，來擺脫過去的專製，啟蒙國民新觀念。這時期，文學主題多是對“文革”的曆史記憶，以及親曆者對曆史的反思和探究。在小說創作上，出現了“傷痕小說”和“反思小說”的潮流；詩歌創作的主要構成，則是“複出詩人”的“歸來的歌”，和青年詩人的“朦朧詩”創作；戲劇，特別是話劇也大多是與“文革”有關的“社會問題劇”。這段時期的文學在藝術觀念和方法上有了創新和變革，與社會、政治、人民情緒密切相關。文學創作成為社會政治、公眾情感、人民生活的發聲筒。
“文革”一結束，新時期文學就變成了文學複興，“五四”文學精神得到了回歸，成為此時人們所向往的主題。但80年代前期所要提倡的、批判的東西，仍然是50、60年代未能完成的工作。新時期文學繼承了“文革”前期未竟的工作，走上了正常的軌道。從這時起，文學擺脫了單純的政治傳聲筒的功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得到糾正，多種文學樣式得到提倡。文學的作用不再隻是為政治服務，而是更多的用來寫真實、寫人性、寫人道主義等，因而出現了現代派文學。
這一時期也產生了一些文學思想理論與社會正常軌道相背離的錯誤觀點。例如，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問題對換探討》的發表，引發了人們對其熱烈的支持和激烈的批評。胡喬木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對周揚的文章做了係統、權威的批評。由此引發了1984~1985年間的抵製和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文學問題和現象被作為“精神汙染”，列舉的事項包括：周揚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觀點，把西方“現代派”作為我國文藝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創作上熱衷於表現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義，渲染各種悲觀失望、孤獨、恐懼的陰暗心理，把表現自我當作唯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因此，80年代上半期，總的特征是突破舊的束縛，揭示新的觀念，堅持正確的理念，清除有害的汙染的轉型期。
80年代中後期
80年代文學在走過一段路程之後，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80年代的文學主題，作家的基本構成，文學的接受和流通方式等等，在主要的方麵仍在延續，但新的變化不斷湧現。創作脫離了單一模式，藝術方法的探索和革新越來越快，而文學與讀者的關係也變得複雜起來。
在80年代中後期，“文革”後“複出”的作家、詩人，在麵對文學觀念、藝術形式變革的巨大壓力下，缺乏調整自己步調的潛力，或者顯得遲滯，或者新作日見減少。“朦朧詩”的作者也大多走過他們的鼎盛期，80年代初大量湧現的青年詩人，到80年代中期以後仍保持活躍姿態的，並不是很多。有的“知青”小說家的創作也出現了停滯狀態。為文學寫作所作的準備的不足，和開放之後文學潮流急速的變化，使作家的更替出現超出一般時期的速度。當然，作家中不乏沉穩而堅實者，尤其是被稱為“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他們和更年輕的作者一起，構成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文學創作的“中堅力量”。
1985年是一個多事的年份，被一些批評家認定為80年代後期文學轉折的標誌。80年代後期出現的“傷痕”、“反思”小說令人耳目一新。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史鐵生的《命若琴弦》，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王安憶的《小鮑莊》，陳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個》，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韓少功的《爸爸》，殘雪的《山上的小屋》，紮西達娃的《係在皮繩扣上的魂》等，均發表於1985年。這些作品在使讀者和批評者感到耳目一新的同時，在闡釋和評價上也產生了分歧。因此，產生了尋根文學和現代派文學兩大潮流。
尋根文學由青年作家發動，通過突出文學的價值，以對抗其作為社會政治觀念的載體。現代派文學則是表現對於世界的荒謬感，寫人的孤獨，有的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且常用象征、意識流、“黑色幽默”等藝術方法。因與西方“現代派”文學主題相似而得名。
1985年左右，“朦朧詩”已經逐漸走向沒落。與此同時，出現了更多的被稱為“新生代”的詩歌寫作者。他們不僅反叛當代的詩歌“傳統”，而且揭起超越“朦朧詩”的旗幟。比起其他的文學樣式來，“新生代”詩歌的“實驗”要更大膽、激進；他們的詩一般難以得到“主流”詩界的承認，在正式報刊上發表的機會也不多。自編、自印詩報、詩刊、詩集，是作品“發表”的主要方式。
1985年，理論批評的變化逐漸被重視。由於一批中青年批評家和研究者的出現，新的文學批評方法被引入。
他們批評的個性品格和思想深度也因生命體驗的融入而得到提高。就在這一年，劉再複發表《論文學主體性》，以人道主義為基礎，建立了以人為思維中心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係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