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在90年代初寫作《在細雨中呼喊》開始，嚐試新的寫作方式。他意識到，作家的想象力，和對於“真實”的揭示，並不一定都要采取與日常生活經驗相悖的方式。這種風格的變化，來源於他與現實的態度的調整。他寫道，“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憤怒漸漸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裏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在他此前的中短篇中，時間和空間是封閉、抽象化的，缺乏延展性的，排斥日常經驗的。而90年代的幾部長篇（《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不再排斥日常經驗，依舊冷靜、樸素、有控製力的敘述中，加入了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溫情。透過現實的混亂、險惡、醜陋，從普通人的近乎災難的經曆和內心中，發現生活的簡單而完整的理由，構成作品的重心。
新寫實小說
在“先鋒小說”出現的同時或稍後，小說界出現了所謂的“新寫實小說”。對“寫實”傾向的小說的關注，主要出自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原因是在80年代中期，盡管先鋒性的小說探索占據重要地位，但許多作家仍在“寫實”的軌道上寫作，並在文學觀念和藝術方法的不斷調整中，出現一批與以前的“寫實”小說（或“現實主義”小說）不同的成果。另一方麵原因是文學界的一些人存在著對已被過分渲染的“先鋒小說”的某種不滿情緒。認為它們疏遠了中國現實生活處境，和疏遠了“讀者大眾”。
在“新寫實小說”的宣揚和推廣上，出版於南京的文學雜誌《鍾山》開展了一係列活動。1988年10月，它與《文學評論》聯合召開了“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的討論會。自1989年第3期開始，《鍾山》開辟了“新寫實小說大聯展”的專欄，宣稱多元化的文學格局，提倡新寫實小說。該刊的卷首語寫道：“所謂新寫實小說，簡單地說，就是不同於曆史上已有的現實主義，也不同於現代主義‘先鋒派’文學，而是近幾年小說創作低穀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傾向。這些新寫實小說的創作方法仍以寫實為主要特征，但特別注重現實生活原生形態的還原，真誠直麵現實，直麵人生。雖然從總體的文學精神來看，新寫實小說仍劃歸為現實主義的大範疇，但無疑具有了一種新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更善於吸收、借鑒現代主義各種流派在藝術上的長處。”同年10月，這家雜誌還和《文學自由談》（天津）聯合召開“新寫實小說”討論會。在此前後，評述研究這一創作傾向（流派）的文章大量出現，幾年裏，總計達到100多篇。而被稱為“新寫實”的作家，除池莉、方方、劉震雲、劉恒以外，還有葉兆言、蘇童、範小青、李銳、李曉、楊爭光、遲子建等。劉震雲的《塔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池莉的《煩惱人生》、《不談愛情》、《太陽出世》，《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方方的《風景》，劉恒的《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通常被看作“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
池莉1987年發表的《煩惱人生》，與此後發表的《不談愛情》、《太陽出世》，被稱為“新寫實三部曲”。在“新寫實”作家中，池莉是最明確自己要表現“新”現實的一位。在《煩惱人生》中，她以關切、認同的態度，來描述俗世形態的生活，寫普通人（主要是武漢市民）的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狀況。不過，進入90年代，她對世俗“現實”認同的態度也有了調整；在文體上則轉向都市言情小說的流暢和趣味的追求。這表現在《紫陌紅塵》、《一去永不回》、《讓夢穿越你的心》等作品中。池莉的小說，屬於“曆史題材”的有《你是一條河》、《預謀殺人》和《凝眸》。
方方1982年發表了富於理想熱情的小說《大篷車上》。隨後的《白夢》、《白霧》、《白駒》，開始轉向表現普通人灰色、沉悶的生活。方方的“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是1987年發表的《風景》，小說以獨特的視角描述了城市底層卑微、殘酷的生存狀況，其中所包含的“批判性”為一些評論家所重視。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祖父在父親心中》、《行雲流水》、《一唱三歎》等，主要寫當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和精神困窘，在冷靜、細致的敘述中，仍有著沉重、無奈的情緒。
劉恒創作取材的領域比較開闊。他主要寫表現農民、市民和城市知識分子的小說，如《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和《白渦》等。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對於生存的基本欲望（食、性、權力等）的關注，並流露了人類很難擺脫欲望陷阱的宿命情緒。劉恒的小說，通過細致、從容的敘述，表現了內在的、存在於人物行為和心理中的恐懼和緊張。這種恐懼和緊張，一方麵來源於欲望與外部力量壓抑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麵來自對欲望本身的破壞力量的驚恐。但劉恒並非從抽象意義上來探索人性問題，他通過描寫人物的生存環境和心理活動，來表現特定的時空特征。
劉震雲1982年開始陸續發表了《塔鋪》、《一地雞毛》、《單位》、《官場》、《官人》等作品，他側重關注人與環境的關係，或者說在社會結構中人的處境。他著重描述“單位”這一特殊的當代社會機製，以及這一機製對人所產生的規約，把普通人無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點，和嚴密的社會權力機製，編織成難以掙脫的網。生活於其間的人物麵對強大的“環境”壓力，對命運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時又在適應這一生存環境的過程中，經曆了人性的扭曲。對於他們的活動，互相的折磨、傾軋，以及所表現的委瑣、自私、殘忍，作者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在一些作品中，以喜劇的、嘲諷的方式有力的表達了這種批判。相比起另外的“新寫實”小說來，劉震雲的作品，明顯地追求“哲理深度”，他持續地揭發了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荒誕”和人的異化。除中短篇外，劉震雲進入90年代，把力量放在長篇巨製的寫作上，先後出版了《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和《故鄉麵和花朵》等作品。